《荒爱记》 第39章 夜雨留客 腊月二十九，工地收年工。龙青九没回家，他和另外两个光棍守工地，看料，看机器。 正月里，郑三娃回来了。龙青九请他喝酒。 “棠儿啊，命苦哦。”郑三娃学着王桂兰的口气，叹气，埋怨，“周记待不下去了，同人搭伙去北方了。北方哪搭？不晓得。刚到那阵子来过一封信，报了个平安，说还要换地方，到了再写——后头就断了，年到头了，再没有半个字。这个女子，是死是活都不晓得哦。” “那封信呢？”龙青九问。 “我没见过。她娘说，烧了。” 烧了？不可能！王桂兰是咋个的人，他晓得。棠儿八岁写的描红本子，她都收在箱底。女儿报平安的信，她舍得烧了？ 他又想起那张汇款单。地址只到“周记”为止，像是怕人顺着单子找过去。 两下一对，他心里亮堂了：没有啥子北方。她是存心躲起来了——躲过去，躲熟人，多半，也在躲他。她娘是在替女儿守口。 想明白这一层，他心底踏实了：她活着，她还会写信寄钱，她只是不要人找。 那晚他躺在床上，把“去北头”三个字翻来覆去地掂。北方十几个省，人海茫茫，没得城市，没得地址，他一个下力的去了，跟大海捞针有啥子分别？她存心躲，他越找，她躲得越深。 捞不起，又不能不捞，只是现在还不是捞的时机。那就只剩一条路：先挣钱。挣了钱，才托得起人，才撒得开网——各地的裁缝铺、缝纫社，总有认得她手艺的人。她要吃裁缝这碗饭，就离不开针线堆；离不开针线堆，就总有一天要冒头。 天快亮，他下了决心：不走。留下来，挣钱，撒网，等她冒头。 惊蛰前后，重庆落起了绵雨，不大，密密匝匝，一下就不停。 那天傍晚，顾三娘喊他帮忙。餐馆后头的柴棚漏了，码的两百斤面粉怕泡水，她一个人搬不动。 他去了。两个人，一前一后，把面粉一坨一坨往屋里搬。雨在天上下着，两个来回，浑身就湿透了。搬完最后一坨，顾三娘把门闩了，从灶上提出热水瓶： “脱下来，拧一拧，烤干。免得这样子回去，又要发烧一场。” “不碍事——” “脱！”顾三娘眼睛一瞪，“你忘了你秋天烧到四十度，是哪个拿门板抬你的？命都差点没了，还不长点记性？还想再烧一回？不要命了？” 龙青九拗不过，躲到柴棚后头，把湿衣裳脱了，拧干，搭在灶门口。顾三娘扔给他一件她男人生前的旧褂子，宽大，带着一股陈年的皂角味。她自己转到灶后头去换衣裳。 灶膛的火光一跳一跳。 龙青九烤着火，听见灶后头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别过脸去。就在他别过脸又回转的那一下，顾三娘正把湿透的褂子从头顶褪下来——灶膛的火光从她背后打过来，他看见了她的腰腹。 肚子上有一道疤，暗红色，蜈蚣一样趴着。是剖腹产留下的。 他的目光只沾了一下，就赶紧垂下去了。 可就是那一下，他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猛地撞了一下。 雨落在瓦片上，沙沙地响。灶膛里的火光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，一晃一晃的。 那天晚上，顾三娘烫了酒。 两个菜，一壶酒，就摆在灶台后头那张小桌上。她说天还在下雨，工地上的床也是湿的，今夜就在这里将就——里屋她睡，外头给他搭个铺。 酒过三巡，话就多了。她说她男人死的太早了，她说这十六年，多少人给她提过亲，她都没应。不是不想，是不敢。怕别人待不得她的两个娃。她说龙青九，说你这个年轻娃，像我屋头那个，犟，省。 龙青九闷头喝酒听她说。 可能是酒喝得有点多了，他也说了不少。说四宝村，说她嫁人了，说她娃没了，说她去了北方，音讯全无；说他要去找她。他要挣钱，挣了钱才撒得开网。才能从人海中把她捞出来。 他不知道自己说了多久。说到最后，声音哑了。 顾三娘一直听着，没插嘴。等他说完了，她给他把酒满上，忽然问了一句： “要是找到了呢？” “找到了，我就——” “你就咋个？”她看着他，“你兜里没有几个钱，她在外头两年，不晓得吃了多少苦，变成啥子样子了。你找到了，拿啥子接她？接回来，住工棚？吃工地？青九，我问你——你养得起她？” 龙青九端着酒碗，答不上来。 “所以我说，”顾三娘把自己的酒喝了，放下盅，“你辛辛苦苦找的那点钱，不该花在火车票上。” “那花在哪搭？” “花在你自己身上。”她说，“你竖起耳朵给我听好了——我男人死了，他的关系还在。他有个把兄弟，如今在南岸管着工程队。开春有个活，修围墙，修厕所，小活，但是包给你做，做下来，有几千块。” 龙青九的酒醒了一半：“几千块？那么容易找？我？我哪来本钱垫材料——” “我借给你。” 灶膛里的火噼啪响了一声。 龙青九抬起头看她。火光里，这个四十五岁的女人，脸上有了酒意，眼睛亮得吓人。他忽然明白过来，今夜这场酒，这身干衣裳，这一桌子话，都朝着哪搭去的。顾三娘家的心思在他身上。 他要站起来。 “你坐下。”顾三娘说，声音很稳，“青九，你该明白了我的心思。我不逼你。你今夜从这个门走出去，明天我们还是老板娘和龙师傅，但我说的话一个字都不算数。如果你留下——我借你本钱，我帮你递话，你挣你的钱，以后去找你的人。我不要你报答，我只要——” 她停住了。 外头的雨，淅淅沥沥地下着。 “我守了十六年，”她说，声音低下去，“半夜咳一声，连递水的人都没得。我不要你一辈子。我就要这阵子。你找到她那一天，你走你的，我不拦你。” 龙青九虽早有预感，但被顾三娘这样毫不掩饰的说破，一时还是不知该如何说话。 龙青九不是木头。这半年，灶上给他留的饭，雨天给他烤的衣裳，他烧到四十度，她拿门板抬他跑了两里地——一桩一桩，他心里都有数。只是她不说破，他就装聋作哑，把这层窗户纸当墙使。 今夜她把话说破了。窗户纸一破，就没得墙了，只剩一个当口，逼着他选。 他心里乱成了一锅粥，各种念头不断地涌出来。 她不是那种女人。十六年，多少人提亲，她没应；灶前灶后，多少双眼睛，没挑出过她一根刺。这样的女人，值得人敬。可也是这样的女人，难产挨过刀，男人先走了，一个人守着个餐馆，半夜咳一声连递水的人都没得——又值得人怜。她救过他的命。今夜她把自家的心病，连同桌上的酒，一齐端到了他面前。他要是站起来走了，这就不光是驳一个女人的面子，是把她的救命之恩、她的十六年，一齐泼在地上。他成啥子人了？忘恩负义，铁石心肠的人！ 要是不走，是不是可以算作是报答恩情？要是不走，她还会给他提供极大的帮助，再说，她话说得明白：不要报答，不要一辈子，找到香香那一天，他走他的。 他还闻得到她身上灶火烘出来的暖气。他二十二了，还是一个男孩。黑暗里那点暖气，像一只看不见的手，挠得他心慌。 顾三娘站起身，吹熄了桌上的油灯。黑暗里，只剩下灶膛里一点红。 “随你。”她的脚步声往里屋去了，在门口停了一停，”门没闩。” 龙青九在灶膛前坐了很久。雨一直在下。 靠带班，一个月落三十，四年五年，网撒不出去，她哪天真冒了头，他拿啥子去接？ 他跟自己说：就这一回。权当报恩，权当还债，权当这个人今夜不当姓龙的。他晓得这是哄自家的鬼话，可他不这么哄，腿就抬不起来。 后来他站起来了，朝着北头的方向，在心里说：香香，我今夜不看你。 然后他抬起脚，一步，一步，朝里屋走。脚踩在地上，像踩在别人家的地上。 他本以为自己是个过客，进了门才晓得不是。床上的女人抖得像风里的叶子——十六年了，她比他还怕。他伸手去碰她，她一把抓住他的手，抓得死紧，指甲都掐进他肉里。后头是她先掉的泪，不出声，泪顺着眼角往头发里流。他停下来，她反而把他拉住了：“莫停。我等这一夜，等了十六年。” 后半夜，雨小了。她蜷在他怀里，像一根终于靠了岸的木头，睡着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：“青九，明早起来，你还是你，我还是我。我不缠你。” 他没睡着。他二十一岁的男孩壳，今夜脱在这张床上了。说不清的滋味——慌，暖，又有点空。他想起香香，心口硌了一下；可他又想，香香嫁过人，生过娃，他今夜这一步，就算扯平了一点点——他这么宽慰自家，宽慰完了，又晓得只是自我麻醉。 天蒙蒙亮，他起来，穿上烤干的衣裳，封好灶膛的火，挑满水缸，洗了昨夜的碗筷。做完这些，他摸出帆布包，把鲁班尺旁边那一沓卷烟纸取出来，抽出最上头一张空白的，就着晨光，捏着铅笔头，写：香香，我要包活路了—— 笔停住了。 从前那些信，写得再苦，字字都见得人。这一页，他写不下去了。 他把那张卷烟纸揉了，又摊开，抹平，压回了蓝布袱子底下。 他闩门前回头看了一眼。灶膛的火还温着，里屋的人还在睡。他轻轻带上门，走进雨后湿漉漉的清晨里。 坡上，工地泡在雨水里。坡下，实惠餐馆的烟囱冒起了第一缕烟——她起来了，在开火，下面，像过去无数个早晨一样。 他站在坡底，仰头看了一眼，又回头看了一眼。然后他上了坡。 从这一天起，龙青九还是龙青九，放线，带班，一分钱掰成两半花，工地上的人没看出任何不一样。只有他自家晓得，他心里那本账，从这一天起，又多了一页。 第40章 包工淘得一桶金 开年后，老周把龙青九叫到工棚后头，递了杆烟。 “年前我说有话跟你讲。”老周吐着烟圈，“龙娃子，现在我给你讲，你在我手下，屈才了。新的一年，你该有新的打算。我劝你拉起一班人，自己干。我这边的下力的，你看上哪个，随你挑。” 龙青九捏着那杆烟，半天没点。 “周叔，我——” “莫婆婆妈妈的。”老周摆摆手，“我晓得你挂碍啥子。你从我的工地拉人，挖我的墙角？我周德贵不是那种人。匠人跟匠人，不是抢饭吃，是搭台子。年轻人前途无量，培养你，也是给我自己备条后路。你起来了，往后你包大活，我不但有面子，万一我这把老骨头裁了，还可以跟着你混口饭吃。” 龙青九把烟点了，深深吸了一口，呛得直咳——他不抽烟，这是头一杆。 “周叔，你说笑了，你会一直发达的。我听你的，请你一定得罩着我。你的恩情，我记一辈子，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，我如果真的发达了，一定还你这个恩情。” “记啥子恩。”老周拍拍他肩膀，“你记到一条就行：包了活，质量是命。你龙娃子头一块招牌要是砸了，往后重庆的包工头，四川帮里就少一个。” 三月初，顾三娘递的话到了。 南岸，她男人当年的把兄弟，现在是陈队长了，手上有个活：一个单位的宿舍区，修一圈围墙，翻修两排厕所。活不大，但是正经甲方的活，结账痛快。陈队长看顾三娘的面子，又见龙青九报的量、算的价，一页纸，没有一个虚数，当场拍了板。 合同签下来那天，龙青九一夜没睡。他把那张纸看了一遍又一遍。甲方，乙方，工程量，单价，工期——六十天。 垫资是顾三娘借的。八百块，她从箱子底翻出来，一沓一沓，用橡皮筋扎着。龙青九要写借条，她夺过来撕了：“你要写借条，就是打我的脸。这八百块，你挣了，还我；你赔了，当我这十六年白守了。” 碎纸片丢进灶膛，烧起来了。龙青九站在灶膛前，喉咙里堵得慌。 他欠她的，又添了一笔。 开工那天，他拉了十二个人，都是四川帮里跟他抬过板、扛过水泥的。他立了三条规矩：工钱按天算，一天不拖；伙食见荤，一周两回；活不合格，返工不扣钱，但返工的人加班，他陪着。 围墙的活，看着简单，里头全是骨头。地基软，要换填；甲方的科长三天两头来，今天要加高，明天要加门垛；水泥涨了价，原先算的价要亏。他白天泡在工地上，夜里蹲在油灯下重算，把每一车河沙、每一袋水泥都抠到骨头缝里。厕所翻修，老管子锈死了，他带着两个人钻进地沟里，一截一截地换，出来的时候浑身臭水，十二个人没一个喊脏——但他不下来带头，哪个下来可能都干不快。 五十天，活干完了，提前十天。验收那天，科长绕着围墙走了一圈，拿手推，拿脚踹，墙纹丝不动。又钻进厕所看了看，出来，拍拍龙青九的肩膀：“龙师傅，下个工程，宿舍楼的维修，还来不来？” “来。” 结账那天，龙青九在工棚里，把钱数了三遍。除掉材料、工钱、伙食、杂项，净落八千六百块。 八千六。 他十四岁学木匠，十九岁上重庆，刨了多少张床，扛了多少袋水泥。八千六，他从前想都不敢想的数，如今就堆在他面前这张铺板床上。他蹲在那儿看，手有点抖。 他把钱分成三份。 头一份，一千二百块，还顾三娘——八百的本，四百的利。她不要利，他把四百硬塞进她围裙兜里，扭头就走，她在背后骂了句啥子，他没回头。 第二份，五百块，寄回家。附信一封：爹的药，换好点的，莫省。娘的咳嗽，去县医院看，莫拖。 第三份，六千九，他揣在怀里，去了实惠餐馆后头的小屋，就着灯，把一张地图铺在桌上。 北头。他用铅笔头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线，从重庆往北，过陕西，进山西。太原。他打听过的，四川出去的人，往太原走的最多。 这个念头，他以为自己摁死了。正月里想明白“北头多半是假的”那阵，他是摁死了。可如今六千九揣在怀里，火车票、住宿、三个月半年的嚼用都够了，那个念头又冒出头来——万一呢？万一王桂兰没撒谎，万一她真在北头呢？他从前不敢去，是没钱，没底气；不敢见她，也是没钱，没面子，接回来住工棚、吃工地，他张不开那个口。如今钱开始有了。 他的手指在太原两个字上，按了很久。 没有动。 不是不想走。是他趴在地图上算账的时候，另一笔账冒了出来，把他摁住了——他如今是签了第二个工程的人了。宿舍楼的维修，下个月开工，工期四个月。他要是这时候拍屁股走了，陈队长的面子搁哪搭？顾三娘递的话，黄了；老周挑的人，散了；他龙青九头一块招牌，刚立起来，自家砸了。 再说，六千九够他去，不够他找。北方十几个省，人海茫茫，他兜里这点钱，够他在外头漂几个月？钱花光了，人没找着，他爬回重庆，从头再来？到那时候，他拿啥子撒网，拿啥子接她？ 钱还不够厚。厚到经得起他丢下手里的活路在外头漂一年半载，厚到接她回来的时候不让她再住工棚——还早。 龙青九的手指，从太原两个字上，慢慢地，收了回来。 那天晚上，他在地图上画的那条铅笔线，没有用橡皮擦掉。他就那么看着那条线，看到后半夜。 香香，他对着那条线说，再等我一程。就一程。 说完，他把地图折了，塞进铺板底下。 他摸出卷烟纸，捏着铅笔头，想写。自从那个雨夜，这封信他就再没写下去过。笔尖悬了半天，落下来，写的不是话，是一个数： “香香：八千六。” 写完，他看着这五个字，觉得比哪一封信都荒唐。他要把这张纸揉了，手举起来，又停住了。 到底没揉。 他把它压回了蓝布袱子底下。他写不成话了——那就报数吧。数不会骗人，数到了哪一步，他就离她近到哪一步。 四月，宿舍楼维修工程开工。这一回，活更大，人更多，他手下添到了三十个人。他把三条规矩原样立起来，又加了一条：每个礼拜天夜里，工棚里教认字、教看图，他来教。原先连自家名字都画不像的下力的，两个月后，有几个能看懂简单的图了。 工地上开始有人喊他“龙老板”。他听到这个称呼，总是摆手：“莫乱喊，带班的。” 可他心里晓得，他正在变成另一个人。每天夜里闩了工棚的门，他把当天的账记在本子上，记完了，总要对着本子发一会儿怔。本子上全是数——沙子，水泥，钢筋，工钱。没有一个字是关于她的。 只有卷烟纸上还有。隔些天一张，上头全是数： “香香：又签了，工期四个月。” “香香：一万一。” 字越写越少，数越写越大。 五月里一个礼拜天，他歇了半天，去朝天门给工地看木料。木料市场人挤人，他正跟人讲价，听见旁边两个下力的摆龙门阵，说的是山西。 “……太原那边，矿上，下窑的，一天五块！” “五块？命换的哦。上个月瓦斯，一窑人，没上来几个……” 龙青九讲价的手停住了。 他走过去，给那两个人一人递了一杆烟，打听：太原，哪个矿，四川人多不多，女的去那边做啥子营生。那两个人看他打听得起劲，反问他：“兄弟，你也要去？劝你莫去，下窑的钱，是有命挣没命花。” “我找人。” “找哪个？” “一个老乡。我朋友。” 那两个人对视一眼，笑了：“兄弟，太原几百万人，煤矿几百座，你找一个人？拿啥子找？报纸上登寻人启事嗦？” 龙青九捏着烟，半天，把烟点上，吸了一口，呛出了眼泪。 面对几百万人几百座矿，他站在木料市场的灰土里，望着满耳朵的川音，忽然觉得怀里那一万一千块钱，轻飘飘的，没有一点分量。 钱能垫材料，能发工钱，能买药，能寄回家。可是它买不来一个人的下落。“北头”两个字，是他手里唯一的线头——还是多半靠不住的线头，细得像蜘蛛丝，断的。 那天夜里，他回了工地，照常验活，照常记账。记完账，他把账本合上，从铺板底下把地图翻出来，就着油灯，看北方那些密密麻麻的、他从来没去过的地名，看了一整夜。 从那以后，他给自己立了个规矩：凡是工地上新来的人，凡是码头、车站、餐馆里听到的北方口音，他都要拦住问一遍。 第一个，摇脑袋。第二个，摇脑袋。第五个，第十个，摇脑袋。 问到第十七个，那人是北归的川人，听完他的描述，想了半天，还是摇脑袋：“兄弟，没得印象。北头太大了。” 北头太大了。 龙青九给那人把烟续上，笑了笑，没再问。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翻。围墙，宿舍楼，又一个单位的食堂翻修——他的活一个接一个，招牌越立越稳，手下的人越来越多，卷烟纸上的数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大。 腊月里，结了年工，他一个人去了朝天门码头。 江风还是冷得钻骨头。趸船的灯在江面上晃。他站在那排石阶上——两年前他站过的那排石阶——看着一列火车从江对岸的铁路桥上开过去，车窗一格一格的灯火，往北，往北。 他摸出帆布包，抽出一张卷烟纸，就着趸船漏过来的灯光，写： “香香：外头的人问我，找一个人，拿啥子找？我想了两年，想明白了——拿更多的钱找。钱多一点，路子就宽一点，肯替我留意的眼睛就多一点；钱厚了，我到你面前那一天，腰杆才是直的。你莫怕，我爬得越高，喊你的声音，就传得越远。” 写完，他把这张纸压回蓝布袱子底下，抱着帆布包，在江风里又站了一会儿。 他在这条“拿钱开路”的路上走着，不知还要走几年。 第41章 三年又三年 事情一旦上了轨道，那真是叫做顺风又顺水，就快得吓人。 一九八四年，围墙、宿舍楼、食堂翻修。一九八五年，两个厂区的家属楼维修，一个仓库的新建。龙青九手下的班子从十二个人滚到四十多个，牌子在重庆的四川帮里立住了——龙老板的活，不放水，不拖工钱，不拖工期。 一九八五年秋，出了一桩事，把他往前又推了一步。 那一年，建材开始紧。水泥要批条，钢筋要指标，工地上三天两头断料，一断料就窝工，一窝工就是白花花的银子往外淌。龙青九急得嘴上起泡，跑了一个月的材料，把国营门市部的门槛都踩矮了，还是有一搭没一搭。 顾三娘看他在餐馆里对着一碗面发怔，问了他缘由，她把筷子往桌上一搁： “你天天求人家卖材料给你，咋个不自己卖？” “卖材料？”龙青九抬头，“那是国营的生意。” “国营？”顾三娘嗤了一声，“你没看报纸？如今叫‘双轨’，计划外的材料，私人也做得。我幺女婿的表哥在物资公司，他手上过的条子，我见得多了。青九，你听我一句——你懂料，懂工地，懂哪个工地啥时候要啥子料。你开一间建材铺子，左手进，右手出，自己的工地自己供，别个的工地你也供。这是拿水碾米的生意，本钱不大，赚钱不小。” 龙青九捏着筷子，半天没说话。 他想起老周那句话——会算量，才接得到活路。如今要再添一句：抓得住料，才立得住脚。 铺子是一九八六年春天开起来的。两路口往上，一间两层的小楼，楼下门店，楼上住人。水泥、河沙、砖、五金，后来添了钢材。 挂牌匾那天，顾三娘问他：“铺子叫啥子名？” 他早就想好了。 “青龙建材。” 顾三娘愣了一下：“青龙？” “青龙。” 他没解释。他没法跟她解释——很多年前，苏守成的院坝里，那句“你妈编的那个青龙梦，说你是龙德在田——你自己信不？”那把****，那一院坝的日光。他娘编的青龙梦，被人踩在脚底下的青龙梦。他没忘记，他妈和彭道土都说他是青龙转世。 如今他自己把青龙梦捡了起来，描了金，挂到门脸上去。 龙德在田。他站在新挂的牌匾底下，仰头看着那两个字，心里说：爹，娘，你们看，青龙要腾云驾雾了。 顾三娘没再问。她只是在开张那天，把餐馆关了半天，领着两个帮工，给铺子里里外外的人下了两百碗面，卧了四百个荷包蛋。 建材的生意，比包工还滚得快。 左手物资公司的计划外指标，右手几十个工地的胃口，青龙建材第一年下来，流水就压过了他三年包工的进项。龙青九在楼上给自己隔了一间办公室，一张桌子，一部手摇电话。卷烟纸上的数，一个劲地往上长。 钱分三份的老规矩，没变。 给顾三娘的那一份，她起初还推，后来不推了——不是她要钱，是她看明白了：她要是不收，他就不安生。她收了，替他存着，存折锁在她箱子底，那本存折上写的不是她的名，是龙青九的名字。 寄回家的那一份，从五百涨到一千，再涨到两千。爹的药换成了县里最好的，娘的咳嗽去地区医院看了，房顶的瓦翻盖了。娘在信里——娘的信是请刘先生写的——说，村里人都说龙家出了个大老板，说这话的时候，她的腰杆是直的。她的那个青龙梦没有白编。龙家平走路腰杆也挺得直。 第三份，他攒着。那是给香香备的。备了多少，他自己都不愿数。 和顾三娘的关系，也就这么着，一年，两年，三年。 没有名分，也没人挑明。他忙完了，常来餐馆吃饭，晚了，就歇在后头小屋。后来铺子开了，他搬去楼上住，她还是隔三差五来，收他的衣裳去洗，给他炖汤，把他乱成狗窝的屋子收拾出个人样来。工地上的人心里都有数，当着他的面，都喊她三娘。 她不要名分。她从来不要。 有一回他喝多了，拉着她说：“三娘，我对不住你。” 她正在收拾桌子，手没停：“你对不住我啥子？” “我给不了你啥子。” 顾三娘把碗筷摞好，抬起头看他，看了很久，说了一句他记了很多年的话： “青九，我四十七八岁的人了。我不要你给啥子。你每个礼拜能来我这儿，安安稳稳吃两顿饭，我就比过去几年都暖和。人到我这个岁数就晓得——暖和这个东西，是按顿数算的，不是按辈子算的。” 她说完，端着碗筷进灶房去了。 龙青九坐在那张油亮的八仙桌前，半天没有动。 他欠她的，这辈子是还不清了。他心里那本账，“欠的”那一页，一年厚过一年。他只能用他的法子还——餐馆的房顶他带人翻修了，灶房他重新砌了灶，烟囱加高了三尺；她风湿犯了，他托人从云南带药；她过生日，他这个从不进灶房的人，笨手笨脚给她卧了四个荷包蛋，两个还煮破了。 顾三娘吃着那两个破蛋，笑他：“龙老板，你这个手艺，只配放线。” 笑着笑着，别过脸去抹了眼泪。 只有一件事，横在两个人中间，谁都不碰。 每个礼拜天夜里，龙青九一个人在楼上办公室，闩门，拉开抽屉，摸出帆布包，写他的卷烟纸。顾三娘晓得。她从来不上楼。 一九八七年正月，郑三娃从老家过完年回来，工地上还没开工，他先来了青龙建材。 这一回，他没等龙青九请酒，进门就把龙青九拉到僻静处，脸上的表情，说不清是兴奋还是发怵。 “龙哥，这一回，打听到东西了。” 龙青九的心一下子提起来：“讲。” “不是苏家老婆婆那儿——她那儿还是那套词，北出，没得音讯。”郑三娃压低声音，“是别处。我们队上有个在县城跑运输的，腊月里在酒桌上摆，说他去省城拉货，在歌舞厅门口看见一个女的，长得像四宝村苏家那个——就是那个，你晓得的。他说看得真真切切的，还跟同车的人指了，说‘这是我们公社出去的花’。” 龙青九半天没出声。 “歌舞厅？”他听见自己的声音，又干又硬，“哪个歌舞厅？” “他说叫啥子……夜来香。”郑三娃挠头，“龙哥，我也觉得怪。苏家老婆婆说在北方，跑运输的说在省城歌舞厅。两个说法，对不上。我还多嘴问了句‘在歌舞厅做啥子’，那人嘿嘿笑，说歌舞厅的女的能做啥子，陪人跳舞喝酒呗——” “他看真切了？”龙青九打断他，声音冷下来，“隔条街，看一眼，他咋过能看得真切？” “我……我也没在场啊，不知道他看的准不准，龙哥。” “长得像的人多了。”龙青九一字一字地说，“但她那个长相，是像的人说像就能像的？” 郑三娃不敢接话了。 龙青九在原地站了一会儿，从兜里摸出五块钱，递过去：“辛苦了。这事，到此为止，莫跟任何人摆。” 郑三娃捏着钱，走了。 办公室里静下来。龙青九坐到桌子后头，点了杆烟——他如今抽烟了，不算凶，一天三五杆，都是算账算到卡壳的时候抽。 夜来香。歌舞厅。陪人跳舞喝酒。 他一个字都不信。 他的香香是啥子人？新婚夜敢摆酒设局的人，孝期里敢拿胸口顶猎枪的人，黄桷树下说“我等你三年”的人。这样的骨头，去歌舞厅陪人喝酒？ 可是——他把烟摁熄在烟灰缸里——可是王桂兰说的“北边”，他就信吗？ 一开始，他就没全信过。两年了，一封信没有。她离家的时候，月月寄两块钱，是个多有章程的人，咋个会到了北方就音讯全无？现在看来，“北方”两个字，很大可能从头到尾就是编出来的。 他拉开抽屉，把帆布包摸出来，抽出一张卷烟纸，捏着笔，悬了很久。 这一回，他写的不是数： “香香：有人说在省城见过你。我不信。可我也不敢全信你娘说的北方。香香，你到底在哪搭儿？你要是不想让我找着，你就托个梦给我，我就死心。你要是不托梦，我就当你还在等我。明年，我亲自去省城。夜来香也好，北方也好，我一条街一条街地问。” 写完，他把这张纸压进蓝布袱子底下。 窗外，两路口的灯火一片一片地亮起来。青龙建材的牌匾底下，灯笼还挂着，正月没过完，红得晃眼。 他坐在那片红光透进来的办公室里，坐了很久。 明年，一九八八年。 他跟自己说，明年，再过一年，他一定有足够的钱和脸面去找她。 第42章 海棠染风尘 那个跑运输的没有看错，苏春棠确实在夜来香。 苏春棠并没把周记当做是一辈子的出路。周记只是暂时的藏身洞。 她手脚不停，钱还是少得可怜。 夜里闩了门，她就着灯，在废账本背面记她的账。存：五十一块。她把钱掰成三份：寄回家的，从两块涨到四块；自己用的，省到不能再省；剩下的存着。照这个攒法，她啥子都赶不上——娘的病赶不上，哥起房赶不上，万一哪天藏不住了要再挪窝，跑路的钱都赶不上。 娘的信，报的尽是平安。可哪一行是替她宽心，她一眼就看出来。“你嫂嫂身子重了“——添丁是喜事，也是添口。“屋头的猪卖了四十块“——猪都卖了，那是留着过年的猪。 铺子里的日子，照旧过，只是，有更好的机会，她就会考虑挪窝。 搜寻那只握着扣子的手的神经，与防着那只手的神经，敏感已经成了习惯。 有顾客进门，说着陵州方向的乡音，她踩缝纫机的脚会不自觉慢下来，耳朵先过去。多半时候，那些人只是来扯布做衣裳的。她听上三句，心才放回肚子里。 有一回，她替周老板娘去布市送料，回来路上，前头两个人摆龙门阵，其中一个说：“……我们兴隆公社……“ “兴隆公社”四个字，像四根针，把她的脚钉停了，站在街边，听那两个人从身边走过去，说兴隆公社的竹笋，说永兴场的班车。 她在街边站了一袋烟的工夫，才接着走。 那天夜里她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李家沟的崖壁，梦见一双在空中乱抓的手。她惊醒过来，摸到包袱底，摸到那把裁衣剪，握着，握了很久，才重新躺下。 那把刀，两年了，一直悬着。 铺子那扇玻璃门上，挂着一个铜铃铛，有人推门，铃就响。每一回响，她都不抬头，可每一回，她的耳朵都比铃铛先竖起来。 她得听那把刀是不是落下来了，她也想听到一个熟的声音，听到“香香”两个字在耳边响起。 她晓得她还是在等他盼他。可她又不晓得，娘到底有没有把周记两个字透给他。信是她教娘编的，北头是她自家放出去的——她又要他莫来，又怕他真的就不来了。 一九八四年夏天，槐树街的梧桐叶子绿得发亮的时候，门上的铜铃铛响了。 进来一个女的，二十多岁，烫着省城最时兴的大波浪，穿百褶裙，挎一只人造革的包。她进门不急着看料子，眼睛先在铺子里扫了一圈，扫到最里头那个低头踩机器的人身上停住了。 “哎哟，“那个女的声音又亮又脆，“这不是——苏春棠吗？“ 缝纫机声，一下子停了。 苏春棠听出来了，来人是尹三三。 那天后晌，周老板娘破例放了她半天假。两个人在街口小茶馆坐下来。尹三三嫁了县城运输公司的司机，一身行头从头发梢到皮鞋跟都是时兴的，嗑瓜子的架势还是四宝村的架势。 “你屋头那些事，我回村探亲都听说了。“尹三三撇撇嘴，“张翠花那张嘴，该拿针缝上。——春棠，你瘦了，眼睛里没得光了。“ “人都会变。“苏春棠说，“你也变了。“ “我是变了。“尹三三笑了一声，笑得有点东西，“外头人看，尹三三从乡间飞出鸡窝了。可里头的日子，我自家晓得。他大我十四岁，前头死了一个婆娘，留下两个娃，大的到我肩膀，喊我&a;#39;喂&a;#39;。我生的是个女娃，他妈抱都不抱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不说这些。“ 她话锋一转：“青九回来过，你晓得不？“ 苏春棠端茶的手，稳稳的：“听说了。“ “他到你屋头去过，问你下落。你妈跟他说的啥子？“ “我不晓得。“苏春棠迎上她的目光，“三三，你问这个做啥子？“ 尹三三看了她两秒钟，笑了，收回目光嗑瓜子：“随口问问。“ 茶馆里静了一瞬。尹三三忽然凑近，声音压下来：“春棠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你一个月挣好多？“ “十几块。“ “十几块。“尹三三把这两个字嚼了嚼，“你妈一身病，你哥一个人挣，你嫂子又怀上了——十几块。春棠，你要挣到猴年马月？我给你指条路，你肯不肯听？“ “你说。“ “夜来香。“尹三三吐出三个字，“省城最时兴的歌舞厅。里头的陪舞小姐，一晚上的分成，顶你踩一个礼拜缝纫机。生意好的时候，一个月顶你一年。“ 苏春棠抬起眼睛。 “你别先瞪我，我把丑话说前头——那不是啥子干净地方。但是里头有里头的规矩：陪舞陪酒陪说话，明码标价；卖不卖，看你自家。领班的芳姐手腕硬得很，她罩着的小姐，哪个敢用强，她喊人把哪个的腿打断。里头好几个妹子，乡下出来的，挣两年钱，回家起房子、供弟娃读书，清清白白进去，清清白白出来。“ “清清白白？“苏春棠笑了一下，笑纹里没有暖意，“三三，你信吗？“ “我信不信不打紧。打紧的是，你妈的病等不等得？“尹三三盯着她，“我们这种人家的女娃，清白两个字，是饿不死人的时候才配讲的。“ 茶凉了。 苏春棠坐在那里，半天没说话。她顾虑的从来不是清白——她的清白，早就没有了，她这条命，早就不干净了。她顾虑的是另一样东西：歌舞厅人多，人多，眼就多。往那儿一站，灯光底下，满场的眼睛都长在她身上——南来北往的生意人，哪个都有可能是雷家坝出来的。 往高处走，就得多挨眼睛。这是她铁律的反面。 “我要想一哈。“ “想嘛。“尹三三从包里摸出纸，写了个地址推过来，“我坑哪个，都不坑你。海棠峰上，你是我拜过堂的证婚人。“ 最后那句是玩笑，但两个人都没笑出来。 那杆秤在她心里翘了三天。第四天，娘的信到了。还是满纸平安，可这一回，平安里有一句没藏住： “……你娘这阵子咳得凶了，夜里带血。你哥要送县医院，你娘死活不去，说费钱……“ 苏春棠捏着信，在案板前坐了很久。 咳血。不去医院。费钱。 秤，落了。 第二天一早，她跟周老板娘开口。不是辞工，她说：“老板娘，我想出去闯一闯。“ 周老板娘穿针的手停住了，抬起眼皮看她，看了很久。这个女人见过的布料比苏春棠见过的路多，见过的女人比布料还多。她放下针，慢慢地说： “你进门那天，我就看出来了，你身上有过去。我不问。今天你要走，我也不问你去哪搭。我就两句话。头一句：天底下挣钱快的地方，风都很大，你得站稳。第二句——“ 她起身，从柜子里取出一把裁衣剪，黑铁的，握了二十年的那种，递过来： “我这把，跟了我二十年，如今给你。外头风再大，记住你是个手艺人。手艺人的腰杆，在剪子上，不在别处。“ 苏春棠接过剪子，喉咙堵得说不出话。她退后一步，对着周老板娘，端端正正，深深弯下腰去，弯到最低。 “老板娘，你的恩，我记到账上了。总有一天，我回来还。“ “记啥子账哦。“周老板娘摆摆手，别过脸去，声音有点哑，“滚吧。混不下去了，回来，铺板还给你留着。“ 那天后晌，她背着包袱，按纸上那个地址，找到了那条街。白天看，门脸平平无奇，只有门楣上三个霓虹大字，白天不亮——夜来香。 芳姐四十来岁，烟不离手，把她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，让她走了两步，转过身。 “以前做啥子？“ “裁缝。“ “裁缝好，腰杆直，走路好看。“芳姐笑了，烟往烟灰缸里一摁，“是个尖子。试一个月。规矩先讲死：陪舞陪酒陪说话，明码标价，客人的手不规矩，你喊人；出台，没有，夜来香不做那个生意。分成，你四场六。花名——“ 芳姐眯起眼睛看了看她：“你这眉眼，带股子冷气，又生得艳。就叫——海棠。“ 苏春棠站在那间烟味混着香水味的办公室里，听见这两个字，心里有个地方，轻轻地、狠狠地，疼了一下。 海棠。海棠峰。罗家大坟前的家家酒，落了他们一身的粉白花瓣。 她把那点疼咽下去，咽到肚子里，烧成炭。 “好。“她说，“就叫海棠。“ 当天夜里，霓虹灯亮了。三个大字，红的一团，紫的一团，把半条街映得变了颜色。乐队调好音，第一支曲子淌出来，缠绵得像一条化开的糖。 苏春棠——不，海棠——站在侧门的阴影里，看着满场晃动的灯球和旋转的人影。 包袱寄存在后头。包袱最底下，两把裁衣剪，一把断齿的桃木梳，一叠洗得发白的白布襁褓，用一块蓝布包了三层。 她理了理头发，挺直腰杆，走进了那片灯影里。 从今夜起，苏春棠不再是苏春棠，她是海棠，夜来香的一枝花。 第43章 夜场遇清远 夜来香的头一个月，苏春棠学会了三件事。 头一件，喝酒不醉。芳姐教她的：“客人敬你，你端杯，杯里是啥子，你自己晓得。”她杯里的“酒”，是后头吧台兑好的酸梅汤，颜色一样，冰块一镇，哪个都看不出来。脑子，比啥子都要紧。一个栽过一回的女人，不能再栽在“糊涂”两个字上。 第二件，耳朵比嘴快。来夜来香的啥子人都有，做买卖的，跑批文的，倒钢材的，开矿的。别的陪舞小姐比谁的嘴甜、身段软，苏春棠不，她话少，能听。张老板上礼拜说儿子考学，李老板前个月说婆娘住院，她都记着，下回见面头一句就问：“张老板，娃儿的通知书来了没？” 就这一句话，比啥子都值钱。这些男人夜里到歌舞厅来，买的不是舞，是有个人把他们说过的话当回事。他们量她的身段，她量他们的软肋——量了几年的体，裁了几年的衣，量人，是她的本行。 第三件，钱要过三遍手。小费、分成，到手先过一遍：稳当的，烫手的。老板塞的手表、金戒指，一律换成现钱，现钱分三份——寄回家的，存起来的，留在身上的。留在身上那份，随时够一张远行的车票。不管哪一夜出了事，天亮之前，她就能从这座城市里蒸发掉。 三个月，“海棠”两个字，在那一片响起来了。 客人里有个做摩托车生意的，一连半个月包她的台，最后把一只金镯子拍在桌上：“海棠，跟了我，吃香喝辣。” 苏春棠把镯子推回去，推得不快，不慢，像推一匹裁好了的布。 “老板，你的台，我陪；你的酒，我喝。镯子你拿回去，给你屋头人。往后还来，我给你留座。” 那个老板脸涨红了，要发作。芳姐不知啥子时候站在了台子边上，烟往灰缸里一摁，笑眯眯的：“王老板，海棠是我们夜来香的招牌，规矩你懂的。” 事后芳姐跟她说：“你硬气，我喜欢。但是海棠，硬气要用笑脸包到。你刚才要是笑着说，他连脾气都没得。”她顿了顿，又说，“你这个妹子，眼睛里有账本。有账本的人，栽不了。” 苏春棠垂着眼，没接话。有账本的人，是已经栽过了，才学的记账。 钱，开始像水一样流进来。她寄回家的，从一个月四块涨到二十。信里她跟娘说：“我被省城的被服厂招去了，计件，手艺值钱，厂里头牌师傅。”娘信了，回信说村里人都讲苏家女子在省城大厂当师傅了，有出息。她看着信，笑了一下，又笑不出来。 被服厂。她编的这个厂，比夜来香干净多了。 夜来香的日子是颠倒的，下午起来，夜里换成了白天。散场后半夜两三点，她卸了妆，从侧门出来，走回租的小屋。那条路她从来不走重复的，今天东街，明天绕邮局，后天穿菜市场；出门前先站在侧门的阴影里，看街对面，看路灯底下，看有没有一根烟的火光。回到小屋，闩门，顶椅子，窗帘拉严。 三年了。那只捏着扣子的手，还是没有露头。 可她不觉得安全。她只觉得，那个人比她有耐心——猫捉到老鼠不急着吃。这话是她自家想出来的，她信，因为她自家就是这样的人。 九月十三，她给自己放了一天假。这一夜她没去夜来香，一个人在小屋里，把窗推开一条缝，看着楼下的路灯，坐到天亮。 那天夜里，她做了那个梦。梦里是李家沟的崖壁，雨，沟底黑黢黢的。她趴在崖边往下看，沟里伸出一只手，扒着石头往上爬，爬上来半个身子，抬起头，是雷老虎，满脸的血，冲她笑。他摊开手心—— 掌心里躺着一颗塑料扣。 她惊醒过来，一身冷汗，摸到包袱底，握着那把裁衣剪，坐了很久。 大黄，她望着窗帘缝里那一线路灯光，忽然想，你如今在做啥子？你晓得你的香香，如今是省城夜来香的海棠么？ 你不会晓得的。 第二年的春天，夜来香来了一个不一样的客人。 那天苏春棠刚陪完一台，芳姐过来，往角落努了努嘴：“海棠，那桌，你去一下。来了七八回了，回回一个人，一壶茶，坐一个钟头，不跳舞，不喊人。今天他点名，要见你。” 角落的台子，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，半旧的灰中山装，熨得笔挺，金丝眼镜。满场灯红酒绿里，他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坐着，跟这个地方格格不入。 苏春棠走过去，按规矩微微躬身：“老板，你找我？” 那人抬起头。灯光转过来的一瞬间，她看清了他的眼睛——不像别的客人那样先量身段，那双眼睛隔着镜片，先看的是她的眼睛，平平静静的。 “坐。”他说，声音不快，带着一点书卷气，“我不跳舞。你陪我说说话。” 苏春棠陪他天南地北地聊起来，多是顺着他的话头，自己从不探听什么。 反而是他问了一句：“我看你言谈举止，像一个文化人，你读的书不少吧？” 这句话把她问住了。夜来香里，客人问过她哪里人、多大岁数、耍朋友没得，没有一个问过她读过多少书。 “认得几个字。初中毕业。读书不多。” 金丝眼镜后面的眼睛亮了一下，随即又平了：“初中生，在夜来香陪舞。”他呷了一口茶，“可惜了。” “可惜啥子？” “可惜这个脑子，用在这种地方。” 换了别的客人说这话，她起身就走了——夜来香的小姐，最听不得客人一边消费一边可怜你。可这个人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里没有居高临下的东西。他就像在说一匹布：这么好的料子，做了这么个用处，可惜。 “先生贵姓？” “免贵，姓文，文清远。机关里坐办公室的。你贵姓？” 她顿了顿：“免贵，姓苏。” 那一晚他们没有跳舞。他问她读不读报纸，她说吧台订的报纸她翻得比谁都勤。他问她对哪条新闻有看法，她说了钢材涨价——酒桌上倒钢材的老板天天摆，她听了几百场，听出了门道。她说了三条：为啥子涨，哪个在挣，哪个在亏。 文清远听完，摘下眼镜擦了擦，重新戴上，把她又看了一遍：“你这套看法，比我们办公室有些干事还清楚。” 第44章 恩客那半步 礼拜天，她去了。 文清远的家在机关宿舍，三楼，三居室，收拾得整整齐齐，书架上全是书，阳台上养着两盆文竹。英文打字机摆在书桌上，黑色的，旧了，键帽上的字母磨得发亮。 他先教她打字。A，S，D，F，指头放在哪，手腕抬多高。她学得飞快，一个钟头，就能打出一句完整的话。 晌午，他下了两碗面，卧了荷包蛋。两个人隔着一张小方桌吃面，谁都没说话。窗外的日头斜进来，把那盆文竹的影子投在墙上，细细的，颤颤的。 吃完面，他收碗，她起身帮忙。两个人的手在碗沿上碰了一下。 都停住了。 后来的事，苏春棠自家都说不清了。 她只记得他的金丝眼镜摘下来，放在书桌上，镜片朝上，映着天花板。她记得窗帘是拉上的，屋里暗下来，像夜来香散场后的那种暗。她记得他一直在说对不起，她一直没说话。她记得最后她把脸别向墙的那一边，墙上那盆文竹的影子一直在颤。 没有强迫。她心甘情愿——她来的时候就知道，来，就是应了这一件事。 可是天擦黑，她从那栋宿舍楼里出来，走到河边的时候，眼泪毫无防备地下来了。 不是后悔。 她蹲在河边的石头上，哭了很久，把这几年的账在心里翻了一遍：灌醉设局她没有哭，守灵那一夜她没有哭，平安凉在她怀里她哭干了，雨夜推人她没有哭。今天她哭了。哭得自家都不晓得在哭啥子。 哭到最后，她晓得了。 她觉得自家脏了。 不是身子脏——身子早就脏了，她没为这个哭过。是今天这一回不一样。从前那些，都是别人拿走的；今天这一回，是她自家给的。她自家给的，就再没得怪别人的地方了。 她和大黄之间，隔着几百里的路，隔着一场生死——可隔着这些的时候，她心里还有个地方是干净的，那个地方只放一个人。今天，她亲手把那个地方的门槛也踩脏了。 大黄，她蹲在河边，对着黑亮的河水说，我又远了一程。你莫等我了。你等的那个人，今天死了。 河水不答她，把灯火揉碎了，又铺开。 那以后，她和文清远，有了那么一段。 他待她还是好的。礼拜天的打字课没有停，改作业的红笔没有停，书一本一本地带。他给她弄了一张电大中文科的报名表，说以她的底子，考得上。他看她的眼神，比从前热了些，又比从前躲了些。 她渐渐看出了一些从前没看出的东西。 他送她，从来只送到路口，再往前一步都不走；他在夜来香出现得少了，来了也只坐半个钟头；有一回在街头，迎面碰上他们机关的人，他跟她隔着三步远，谈笑自若地跟她点了点头，像跟任何一个改衣裳的裁缝点头一样。 她不怪他。这个位置的男人，老婆，娃儿，前途，哪一样都系在一根线上，那根线叫“作风”。她懂。她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要啥子——不要名分，不要钱，不要将来。她要的东西很简单，也很卑微：一个把她当人看的人，一段她自家说了算的关系。 可她还是看明白了一件事：这个男人的尊重，是有屋檐的。屋檐下，他把她当人；屋檐外，他们是路人。 出事那天，是个周末的晚上，夜来香最闹热的时候。 苏春棠正在陪一台老客人说话，忽然听见门口一阵骚动。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，烫着短发，穿一件藏青呢子大衣——那件大衣，腰身是她改的——领着两个女的，一阵风似的卷了进来，眼睛满场扫。 “哪个是海棠？！” 满场的音乐都没压住这一嗓子。灯球还在转，人影都停了。 苏春棠站起来了。 她把酒杯放下，从台子后头走出来，走到舞池边上，站定：“我是。” 那个女人几步冲过来，抬手就薅住了她的头发。 “狐狸精！你勾引我屋头男人！你这下贱皮子，歌舞厅的烂货——” 两个跟着来的女人也上手了，一个扯她的衣裳，一个推她。满场哗然。客人们往后退，乐队停了，有人吹口哨，有人喊打得好。 苏春棠没有还手。 头发被薅着，头皮像要被揭下来，领口被扯开一道口子。她就那么站着，任那个女人撕，任满场几百双眼睛看。她甚至把腰挺得更直了些。 不是她打不过——她从小就干体力活的手，比她们更有力，一个把丈夫推下李家沟的人，会怕哪个？是她晓得分寸：她还一爪子，明天“夜来香海棠殴打干部家属”就能传遍半个省城，她在这个城里就待到头了。不还手，错的就全在那边。 她把脸抬起来，在满场的人影里，找到了他。 文清远就站在吧台边上。 他不知啥子时候来的，手里还端着一杯茶，金丝眼镜上蒙着一层灯光的雾气。他看着她——他婆娘薅着她的头发，把她的头按下去——他站在那里，一动没动。 苏春棠挨着撕扯，隔着满地乱晃的人影，一直看着他。 她等。等他放下那杯茶，走过来，说一句话——哪怕是“有话好生说”，哪怕只是走过来。一个教她“人要想不被欺负得先有文化”的男人，此刻只要走一步，就一步。 他没有。 他把那杯茶，慢慢地，放回了吧台上。然后他往后退了半步，退进了人堆里。 芳姐带着两个保安挤过来了：“做啥子！夜来香也是你撒野的地方？！放手！” 保安把女人架开的时候，女人的手里还薅着一把头发——连根扯下来的一绺，缠在她的指头上。 “狐狸精！你给我记到！我男人是文清远！你敢再挨他一下，我让你在这个城里没得立足之地！” 满场死静。 文清远三个字砸下来，吧台边上那个人堆里，已经找不到他了。 芳姐把她扶进后头，拿热毛巾给她敷头皮。她一声没吭。芳姐叹了口气：“海棠，我早就想说你。那种机关里的人，碰不得。他们吃得，认不得。” “芳姐，我没事。” “你晓得他婆娘啥子来头不？娘家是局里的。”芳姐把毛巾拧干，“他躲都躲不赢，还敢护你？妹子，听姐一句，这种男人，救不了人。他要的是你的青春美貌，又不是要替你扛事。” 苏春棠望着镜子里那个头发散乱、领口撕破的女人。 她忽然笑了，笑得芳姐心里发毛。 “芳姐，我晓得了。”她说，“我早就该晓得了。” 过了三天，文清远来了。不是夜来香，是她租住的小屋楼下。他在街对面站了一个钟头，等到她出门，迎上来。帽子压得很低，金丝眼镜换成了一副黑框的。 “春棠。那天——” “文先生，你不用讲。” “我——” “我晓得你要讲啥子。”她说，声音不高，一个字一个字，“你要讲你的难处，你的位置，你的前途。你的难处是真的，我都懂，我从来没有怪过你难处多。我怪的只有一样——那天，满场几百个人，你往后退的那半步。那半步把你自家跟我说清楚了。你教我认字，教我打字，教我做人要有文化，可你自家，连一步都走不过来。文先生，你的文化在书里，不在你身上。” 文清远站在那儿，脸一阵白，一阵红，末了，低下了头。 “往后，你别来了。电大的表，我自家会去报。谢谢你这大半年——书，我留着；别的，两清。” 她说完，转身走了。走出十几步，她听见他在后头喊了一声“春棠——” 她没有回头。 回到小屋，闩门，顶椅子，窗帘拉严。她把那几篇改了红字的作业、打字机誊出来的练习纸，一页一页理出来，理到最后，又放了几页回去。 他教她的东西，她留下——字，她认了；书，她读了；打字，她会了。这些是她的了，哪个也拿不走。 人，就算了。 那天夜里，她做了一个很长的梦。梦里不是李家沟，是黄桷树，满树的红布条，树底下站着一个人，背影，手腕上系着两根红头绳。她喊他，他不回头。她往前走，他往前走，中间总隔着那么几步。 醒来的时候，天还没亮。她躺在黑暗里，听着自家的心跳，一下，一下，忽然清清楚楚地明白了一件事： 这座城，她待到头了。 夜来香，她待到头了。文清远，她翻到最后一页了。这个藏了她几年的省城，如今每一张脸她都认得，每一条后路她都走过——一个地方，熟到这个程度，就不是藏身洞了，是笼子。 走。往远处走。远到没有人能喊出“海棠”两个字，远到没有人能薅着她的头发喊“狐狸精”，远到那双捏着塑料扣的眼睛，再也找不到她。 窗外，天边透出一点蟹壳青。她起来，点亮灯，从包袱最底下，把那个蓝布包翻出来，一层一层打开。 两把裁衣剪。一把断齿的桃木梳。一叠洗得发白的白布襁褓。 还有一样——她从襁褓底下，摸出一封信。信封都磨软了，没有邮票，没有邮戳，收信人那一栏，是她自家的字，写了又划，划了又写，最后只剩两个字： 龙青九。 这封信，她写了三年了，改了三年了，一个字都没有寄出去过。 第45章 北去苏小云 往哪里走？苏春棠面前摆着很多条路。 她原先曾给母亲写信说过，叫母亲给别人说自己去了北头。真的往北头去吗？ 山西就在北头，那边煤矿特多。 这时她想起了一件旧事：她还是女娃的时候，村里吴哑巴的男人在生产队的碳洞子里挖煤，洞子塌了，人没出来，队里赔了二百块。那一年，全队摆那口薄棺材的时候，人人抹眼泪；摆那二百块的时候，人人的眼睛都发直。婆娘们私下说：“吴哑巴这个寡母，男人死得值。” 她对自家说的是另外的理由，条条是正的：北方远，矿区人多，她像一滴水混入大海，那只握着扣子的手找不到她，她有手艺，饿不死。 她决定了，就去北头，去山西矿区。 走之前，她只办了一件事：烧自己写的信。 她去了河边。那封信，信封磨软了，“大黄”两个字写了又划，划了又写。三页纸，三年的字。 第一页是槐树街写的：“大黄：听说你回来了。我没有见你——你不要怪我，你要怪我，就怪……”写到“怪”字，没了。 第二页是夜来香写的：“大黄：我今天挣了很多钱。你晓得了会嫌我。可是我没有卖。我守不住的东西太多了，这一条我守住了。你信吗？” 第三页只有一行：“大黄：高加林不是东西。我也不是东西。” 她看了一遍，又一遍，然后摸出钢笔，在信封背面写下最后一行，手稳得像裁衣裳前画粉线： “大黄，我去北方了。别找我。活着。” 三页纸凑到火柴上，蜷起来，变黑，“大黄”两个字最后烧完，灰被河风一卷，散到黑亮的河水里去了。 同一时刻，几百公里外的重庆，她的大黄刚把一张卷烟纸压进蓝布袱子底下。那张纸上写的是：“香香：五万。年过了，我去省城。一条街一条街地问。” 三天后，她上了北去的火车。两天一夜，又倒汽车，倒小火车。在山西矿区下车的时候，第一口空气就把她呛咳了——煤灰味，硫磺味，天是灰黄的，一排一排矸石山黑黢黢地立在天边上。 她身上缝着钱，可她一分钱不敢露。一个单身女人，口音是南边的，证明一张没有——这种年月，露了财，或者露了来历，都是祸。她在灰土里把衣裳搓了，把脸抹花了，夜来香的海棠不见了，矿区小镇的街边上，多了一个逃荒要饭的女人。这是她早就计划好的，她没有介绍信，只能出此下策。 要饭也不是好要的。第三天夜里，落了冻雨，她蜷在一孔废弃的砖窑里，发起烧来。迷迷糊糊的时候，她听见脚步声，睁开眼，一盏矿灯照在她脸上，灯后头是一张黑黢黢的脸。 她想跑。腿一软，栽下去了。 醒来的时候，她躺在一张热炕上，身上盖着厚实的棉被。窑洞不大，收拾得干净，灶上煨着粥。那个黑脸男人蹲在门槛边，见她醒了，憋了半天，憋出来一句：“你、你醒了。粥在灶上。” 那个男人是机运队的，叫赵大年，三十二，下井十来年，爹娘都没了，三间窑洞，一个人过。 苏春棠撑着要起来走。她不欠人的，尤其不欠男人的——男人给的每一口饭，后头都连着账。 “你烧成这样，走哪搭去？”赵大年急了，堵在门口，又晓得自家堵门不像话，退开两步，“你、你睡里头。我睡队上的宿舍。” 他真的抱起铺盖走了。窑洞里剩下她一个人，和灶上那碗粥。 粥是小米粥，卧着一个鸡蛋。她捧着碗，手抖，不晓得是烧的，还是别的。 病好得差不多的时候，麻烦来了。 矿上保卫科配合民政办查盲流，一条街一条街地清，清查单上写得明白：无主流窜人员，一律收容遣送。查到赵大年的窑洞，两个戴袖章的堵在门口：“赵大年，你屋头藏了个要饭的女人？啥子来路？证明呢？” 苏春棠在门背后，攥着包袱带。遣送——遣回原籍。原籍是啥子地方？是雷家坝，是李家沟，是那双捏着扣子的眼睛。 她听见赵大年在外头，结巴了半天，忽然不结巴了，声音又粗又稳： “啥子要饭的？她是我媳妇。老家遭了灾，来寻我的。证明——证明路上丢了，补办！” “媳妇？”袖章不信，“你赵大年打光棍打了三十二年，矿上哪个不晓得？” “信不信由你。”赵大年把窑洞门一挡，“你们要带走她，先把我铐起走。” 两个袖章嘀咕了半天，撂下一句“三天之内把证明补出来”，走了。 窑洞里静下来。赵大年蹲在门槛边，半天不敢看她，末了说：“妹子，我那么说，是没法子。你要是不愿意，等风头过了，你走你的，我不拦你——我赵大年说话算话。” 苏春棠靠着门框，看着这个男人。他蹲在那儿，两只手不晓得往哪放，指甲缝里的煤黑洗不掉，耳朵根通红。 三天。证明上哪搭补去？补不出来，他们还得来。他替她撒的这个谎，就把他自家也拴进来了——包庇流窜人员，矿上是可以开除的。 “赵师傅，”她开口了，“你为啥子？” 赵大年愣了半天，说了一句最笨的话：“你那天在砖窑里，蜷起，像只猫。我、我看不下去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现在，我是喜欢你，舍不得放你走。” 苏春棠低下头去。 这些年，有人夸过她的脸，有人夸过她的脑子，有人要给她金镯子，有人教她读报纸——没有一个人，是在危难的时候救了她。 “赵师傅，”她说，“我嫁过人，男人没了。我叫苏小云，我的过去，你不能问。” “不问。”赵大年抬起头，“我这个人，没啥子本事，就是舍得下力。你要是不嫌，我们就搭伙过日子。我下井挣的，全交给你。我不喝酒，不打牌，不打人。” 不喝酒，不打牌，不打人。 那一晚她睡不着。她想起娘说的话：女人家，总得有个依靠。她想起雷老虎，想起文清远。如今这个人，没给过她一句好听话，只给过她一碗粥、一个热炕、一句“我不能见死不救”。 不是欢喜——欢喜她十几岁就给过一个人了，给完了。这是累了，是一个走了太多夜路的人，看见一堆火，想坐一会儿。 他们请了崔大姐作介绍人。崔大姐说起赵大年，还说过一句：下井的，工资高，津贴高，万一有个啥子，矿上管到底。 管到底。这三个字，她摁到心底最黑的地方，跟吴哑巴的旧事压在一起。 为了坐实他俩是夫妻，赵大年特意请了两桌酒，向人宣称他的媳妇儿找来了。众人见了苏春棠模样，都夸奖赵大年好福气。 证明的事，最后是矿上自家圆的。矿区年年缺人，正愁招不到工，工会出面，把她作盲流安置落了集体户——担保人那一栏，签的是赵大年。他替她撒的那个谎，从这一天起，就不是一句话了，是拴在纸上的。有了户口，才补领的结婚证。保卫科再来，看见落户手续和红本本，看见窑洞收拾得齐齐整整，看见新娘子给赵大年补的窑衣——针脚匀得像机器轧的——啥子话都没说，走了。 那身补过的窑衣，后来传到了被服组组长的耳朵里。组长上门，拿起针脚一看，问她：“你会裁缝？”——她的活路，就这么有了。 夜里，黑暗里他很小心，每一下都像在问：要得不？疼不疼？她闭着眼睛，本以为会想起雷老虎——可是没有。她想起的是楠木林，是黄桷叶叠的小船，是一个少年踮着脚往枝桠上系红头绳。眼泪从眼角滑进鬓角里。 “弄疼你了？” “没有。”她轻轻拍了拍他的背，“睡吧。” 婚后的日子，他真的把工资袋原封不动交给她，自家只留五块钱买烟。她说窑洞潮，他一筐一筐背土垫院子；她说想吃米饭，他骑车去换大米。矿上的婆娘们羡慕她：“苏妹子，你这个男人，是窑神爷赏的。” 她笑笑，不说话。她对他好，好得周到，好得无懈可击——可是夜里他碰她的时候，她的眼睛，总是闭着的。 开春，她有了身子。赵大年贴着她的肚子听了半天，说：“娃，你快点长。爹给你挣下一片天。” 她摸着他那颗黑黢黢的头，鼻子一酸——她想起另一个娃，那个只活了三天、埋在后山小松树下的娃。这一回，娘啥子局都不设，娘就要你平平安安地生下来，长大。 四月初八，赵大年下井之前，站在窑洞门口回头看她：“今天井下要过老空区，矿上说了，没事。你莫担心，把鸡汤给我煨起。” “嗯。早点回来。” 他走了。走到坡底下，又回头看了她一眼，挥了挥手。 那是他留给她的最后一个样子。 第46章 死了才值钱 鸡汤煨在炉子上，从中午煨到下午。 苏春棠把鸡撇了三遍油，加了三次水，又煮了两个荷包蛋进去。她估摸着他上井的时辰，把炕烧热，把他的干净衣裳搭在炕头上。 五点过了，人没有回来。 她先是听见矿上的长汽笛，一声接一声，拉得又急又哑，像一头受伤的老牛在干沟里嚎。这不是下班的汽笛。 宿舍里有人在跑。 苏春棠掀开门帘出来的时候，整条矿工宿舍区都闹腾了。女人、娃儿、老人，从一排排窑洞里涌出来，都朝井口方向跑。她听见有人喊：“三矿！三矿瓦斯！” 她的腿，自家就跑起来了。 井口围了几层人。矿灯房的灯全亮了，白晃晃的，把半山坡上的人脸照得发青。救护车在坡上乱吼，担架一副一副往下抬，井口的罐笼上上下下，每上来一罐，人群就往前涌一次，哭喊声炸开一片，又熄下去。 “老空区透了！瓦斯！底下的还没上来——” 苏春棠挤在人堆里，一罐一罐地数。上来的人，满脸漆黑，只有眼白和牙是白的，被搀着，架着，抬着。她一张脸一张脸地看。没有赵大年。 她一直站到天黑。崔大姐找到她的时候，她还站在原地，怀里抱着一件棉袄，那是给赵大年带的，怕他上井冷。 “妹子，回去等，这儿风大，你还怀着娃——” “我等。” 后半夜，名单下来了。矿上的干部拿着铁皮喇叭，在井口念。念一个名字，人群里就炸出一声哭。 “……机运队，王满仓。机运队，李树生。机运队——赵大年。” 崔大姐一声嚎，抱住了她。 苏春棠没有哭出来。她站在那里，感觉有人扶她，听见“节哀”“保重身子”“想想肚子里的娃”。这些声音她都听见了，又像都没听见。 赵大年是第三天才送上来的。人躺在门板上，盖着白布。矿上的人拦她：“嫂子，别看了，给娃积德。” 她把白布掀开了。 他洗过了。脸洗干净了，那些浸在毛孔里的煤黑，这一回是真的洗掉了，露出底下一层青白的皮。他安安静静的，像睡熟了。扣子系到最上头一颗，那是矿上给他换的新制服。 苏春棠把白布给他盖好，掖了掖角，像掖一床被子。 “大年，”她说，声音不大，“炕热，你睡里头。” 旁边的人，全都别过脸去了。 追悼会是矿上办的。十二个名字，十二张遗像，摆在俱乐部的**台上。赵大年的遗像，是从工作证上翻拍的，蓝制服，寸头，眼睛直直地看镜头，不会笑。 苏春棠穿着孝，站在家属的第一个。肚子里的娃才两个多月，衣裳底下看不出来，可是全矿都晓得，看她的眼神，比看哪个都重。 矿务局的领导来了，说赵大年同志是先进生产者，说矿上一定负责到底。 负责到底。 她听见这四个字，垂着眼睛，心底有了着落。吴哑巴的二百块就是向导，引导她千里迢迢到山西来。如今那个万一出现了，负责到底四个字从领导的嘴里念出来，落在了她男人头上。 赔偿谈了一个礼拜。矿上出了大事故，怕事情闹大，赔偿从重：抚恤金，丧葬费，家属安置费，再加一笔遗腹子女的抚养费，算到娃十八岁。 苏春棠没有哭，没有闹，没有躺在矿务局门口打滚。别的家属闹的时候，她就坐在旁边，安静得像一口井。轮到她签字，她把每一条款都看了，问了三个问题，全是关于娃的：抚养费按年付还是一次付？娃将来上学，矿子弟学校收不收？她的活路，留不留？ 矿务局的人没想到这个哭都没哭一声的年轻寡妇，把条款看得比他们还细。 最后，她签了字。一次性付清：五万二千元。 钱存进县城的银行，存折递到她手上的时候，那个干部的手都有点抖：“嫂子，这钱，你拿好。” 那天夜里，她把赵大年的遗像摆在炕桌上，两边点了蜡烛，煮了一碗面，卧了两个荷包蛋，摆在遗像前头。 她坐在遗像对面，坐了很久。她没有哭，一直在跟他说话，声音很轻，像他还睡在身边： “大年，鸡汤我给你倒沟里了，你没喝着。你这个人，一辈子没吃着啥子好的，两个烤红薯你都要先给我。” “大年，矿上赔了五万二。你下井十来年，攒下的没有这一回赔的多。你看，人命这个东西，活着不值钱，死了才值钱。” “大年，有件事，我瞒了你。我到你跟前来，不是逃荒逃出来的缘分。我在四川就盘算好了这条路——嫁个下井的，对他好，然后等。你就是我等的那个‘万一有个啥子’。你把我从砖窑里捡回来那天，我心里那杆秤，就已经把你称过了。” 蜡烛烧了一半，烛泪淌下来，堆在炕桌上。 “可是你这个人，不按理出牌。你该像我秤上的一坨货，你偏偏是一堆火。我把你当货坐，你把我当命待。大年，账算成了，我拿到了。可我宁愿这笔账算错了，宁愿没有这个万一。” “娃还有大半年落地。你放心，我把他养大。他要问起来，我就跟他说，他爹是下井的，是窑神爷跟前最老实的人，叫他永远怀念你。” 说到这儿，她停住了。 她伸出手，放在遗像前头，像要再焐一焐那只手。 天亮后，把存折贴身收好，出门，去了县城。 理发店的师傅问她：“剪啥子样？” “剪短。齐耳朵。” 剪刀咔嚓咔嚓，长发一缕一缕地往下掉。她看着镜子里那个渐渐露出来的、陌生的轮廓——齐耳的短发，尖尖的下巴，一双静得发冷的眼睛。 镜子里的女人，二十六七岁，四川人，怀着两个多月的娃，揣着五万二。 她看着看着，忽然笑了。 理发师吓了一跳：“妹子，你什么？” 她还在笑。路是她自家选的，账是她自家算的，头一笔收成了，该笑。可是笑着笑着，她眼前晃过一盏矿灯，晃过一碗卧着鸡蛋的小米粥，晃过一双递烤红薯的、稳稳的手，她脸上的笑，就那么僵住了。 镜子里的那个女人也在看她，短头发，冷眼睛，嘴角挂着那半点没来得及收回去的笑。她觉得那个女人不是她，又分明是她——是新婚夜摆交杯酒的那个她，是守灵夜往灶膛里添柴的那个她，是雨夜里把一个人推下沟的那个她。如今，又多了一个把好人当货坐、把命当账记的她。 “妹子，剪好了。”理发师小声说。 她回过神，付了钱，出门，往银行走，她要去把钱分成活期和定期，留一部分定期的，给娃备着。 路过邮局的时候，她停了一下。 她想起娘。她该给娘写封信的——告诉娘，她又嫁了人，男人下井没了，她怀了娃。可是她站在邮局门口，站了很久，没有进去。 写了，娘要哭死。写了，“白虎星”三个字就要翻过一千多公里追过来，追到她娃的头顶上。她的娃，还没落地，不能先背上他娘的名声。 不写了。 娘，她对着邮局门口那棵老槐树说，你女儿从今天起，没有音讯了。你就当她死了——死了干净。 她转身走了。 走出十几步，肚子里那个娃，忽然动了一下。其实两个多月，哪搭会动，可是她分明觉得，像一只小手，在她心口上，轻轻叩了一下门。 苏春棠站住了。她低下头，把手放在肚子上，站了很久很久。 娃，她在心里说，你来了，娘就还有个念想。娘这一辈子，欠的人太多了——欠你爹，欠你外婆，欠一个叫大黄的人。往后娘不欠了。娘从今往后，只为你活。 这话说出口，她自家心里冷笑了一声。只为娃活？那本账的下一页，她早就起好了稿。 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这个安安静静、不哭不闹的年轻寡妇，会把那本看不见的账翻出来。最新的一页上写着：赵大年，五万二。 后头还空着。空白的地方，最好写新的账。 赵大年这条路，还得往下走。 第47章 背道而驰 苏春棠生下了她和赵大年的儿子，取名赵思远。思远是思念远方的龙青九的意思。这个意义只她一个知道，她要用儿子的名字永远地记住那个人。 在崔大姐的撮合下，苏春棠又带着儿子先后改嫁了两名矿工，两名矿工都死于矿难，她又获赔十余万元，前后累计获赔近二十万元，成了矿区闻名的“职业未亡人”，她克夫的恶名就此传开，再无矿工敢娶她了。 她有钱腰杆就硬了，胆也更壮了，对那只握住扣子的久未出现的手，也不再那么惧怕，她决定返回省城。 离开矿区的前一夜，苏春棠收拾行李收拾到半夜。其实没有多少东西。五年的时间，一个寡妇带着一个娃，家当收拾出来不过两只木箱。再就是包袱底那个蓝布包——两把裁衣剪，一叠白布襁褓，一把断齿的桃木梳。 她把蓝布包打开一样一样地看。最后拿起那把桃木梳。灯底下，梳背上的刻花磨得快看不清了。她想起那个人把梳子塞给她的时候说的话——师傅说梳背上刻的花歪歪扭扭，不像海棠，像南瓜。她当时笑得直不起腰。梳齿中间还缠着几根头发。细细软软的，是当年的头发，缠了十几年，跟梳齿长在了一处。 她坐到镜子前把头发散开，用那把梳子梳了一下。镜子里的人，三十岁了。眼角有了细纹，不是愁出来的，是熬出来的。 她再梳一下，手里的梳子，“咔”的一声断了。不是断一根齿。是整个梳背，从中间，齐齐地，断成了两截。两截梳子躺在她掌心里，断口处露出桃木白生生的茬。她坐在那里愣了很久。外头，矿区的夜很静，拉煤的火车又拉了一声笛，闷闷的，像从地底传上来的。里屋，思远睡得正香，小胸脯一起一伏。 她看着掌心里那两截梳子，忽然觉得，它断得是时候。这个东西跟着她太久了。跟着她挨过打，跟着她杀过人，跟着她嫁了四个男人，埋了四个男人。它是一根刺，扎在她包袱底，扎了十几年，她一碰就疼，可她就是不敢扔。如今它自己断了。断了，就该埋了。 第二天，她把思远托给崔大姐，一个人去了县城边上。那里有一棵老槐树，三个人合抱，树下是块空地。她挑了树根背阴的一面，用小铲子挖了一个坑。她把两截梳子用一块红布包好，包得方方正正，捧在手里，蹲在坑边。 埋下去。她在心里说，埋下去，就两清了。梳子埋在这儿，香香埋在这儿，大黄埋在这儿。槐树，“怀”树，怀情的怀，怀念的怀。往后你是苏春棠，是思远的娘，是十几万的存折，别的，都不是。 她忽然想起来，很多年前，楠木林里，那个人把梳子塞给她，转身就跑，跑得比兔子还快。她想起她攥着梳子三天没舍得用。她想起平安死了之后，她把它和白布襁褓放在一起。她想起每一个闩门顶椅子的夜里，她都要摸一摸它才睡得着。 埋不下去。她蹲在槐树下把那个红布包贴在胸口，蹲了很久很久，然后笑了。笑自己：苏春棠，你这个人，杀人埋尸都敢，埋一把梳子，你埋不下去。她把坑填了，把梳子贴身收好，拍拍手上的土。埋不下去的东西，就随身带着吧。 一九九二年初，苏春棠带着赵思远，回了省城。 五年没回来，这座城变了。楼高了，街上跑的“面的”多了，当年夜来香那条街，霓虹灯换了几茬，她路过的时候没有停，牵着思远，目不斜视地过去了。 她在城西买了一套小房子。两室一厅，五楼，带一个小阳台。窗子是朝南的，冬天太阳能晒进来半间屋。房本上写她的名字那天，她把房本看了很久——苏春棠，三个字。她回了趟四宝村，在大队开了介绍信，重新回了本名苏春棠。从两千五的货，到十几万的寡妇，到这个名字写在房本上的人。这条路，走了十多年。 思远四岁半，进了街道幼儿园。送娃的头一天，思远抱着她的腿不撒手，哭。她蹲下来给他擦眼泪：“思远，你看那些娃，都在耍。你去，娘下午来接你，头一个来。”“真的？”“娘啥时候骗过你？” 思远进去了，一步三回头。她站在幼儿园门口，看着那个小小的背影融进一堆娃里头，忽然鼻子一酸。她想起另一个娃——那个连幼儿园的门都没来得及看见的娃，那个埋在后山小松树下、坟前连块碑都没有的娃。平安，她在心里说，你弟弟念书了。 房子安顿好，娃安顿好，她给自己报了名——电大，中文系，业余班。报到的头一天，教室里坐满了人，大多是二十出头的小青年。她三十了，坐在最后一排，拿出笔记本。老师问她：“这位同志，你也是来听课的？”“我也是学生。”她说。 下了课她去机房练打字。中文打字机她早就会了，如今学的是电脑。她学得比那些小青年都快。她的手指是拿剪子的手，是摇过打字机手柄的手，键盘对她来说，不过是换了个样子的字盘。夜里，思远睡了，她看书，写作业。 开春的一个礼拜天，她带思远去人民公园。娃骑了旋转木马，吃了棉花糖，闹了一天，回来的公交车上趴在她怀里睡着了。她抱着娃看着窗外。车过一座天桥的时候，她看见桥上有个人，穿一件夹克，背对着车流，站着抽烟，一动不动，像在等人。这个背影，很像她记忆中的那个人。公交车一晃就过去了。她再看第二眼，已经看不见了。这座城近千万人，有一个背影像他，大正常了，她没去多想。 她不知道的是——就是这座天桥。三年之后，在这座天桥上，有一个男人会扔下一个烟头，烟头落在她脚边，溅起几点火星。而此刻，一九九二年的春天，那个人刚刚从重庆动身，带着他攒了多年的钱、多年的地图、和一包越攒越厚的卷烟纸，朝这座城市赶来。 一九八八年，开春。龙青九站在成都火车站的站前广场上，叼着一根烟，半天没点。 这是他头一回以“老板”的身份进省城。青龙建材成立两年了，账上趴着十多万多块钱。他捏着这个数，还是觉得不够。不是不够花。是不够脸。 出发前一夜，他把这些年的卷烟纸全翻了出来。最上头几张连数字都没有了，是白纸，叠得整整齐齐。他抽出最上头那张白纸，就着灯看了很久。然后拿笔，在上头写了一行字：“赚了钱了。我来找你。就问你一句话。”写完，又划了。划得纸都破了。 问啥子？问她过得好不好？她要过得好，你凭啥子去搅？她要过得不好，你现在又以啥子身份去问？白纸揉成一团，丢进炉子。火苗“噗”地一下窜起来，照亮他半张脸。他对自己说：不问。就去看一眼。看一眼她过成啥子样子了，是好的，他扭头就走。 他自己都不信，见了她，他真会这么做。 夜来香歌舞厅，白日里头不开门。龙青九在门口站了一个钟头，隔壁烟摊的老头眯起眼睛打量他：“找哪个？” “找一个叫苏春棠的。”他说，“以前在这里上班。” 老头的眼睛一下子睁圆了：“苏春棠？没听说过。倒是有一个叫苏海棠的，一字之差，你找的是不是她？” “苏海棠？”龙青九一愣，随即说道：“就是她。” “你跟她啥子关系？” 龙青九喉咙动了动：“……老乡。” 老头“哦”了一声，拖得长长的：“老乡。海棠的老乡可不少。”他从柜台底下摸出一包烟慢条斯理地拆，“海棠走了一年多了。” “去哪儿了？” “这我就不晓得了”老头笑了，他把烟点上斜眼看他，“你是她啥子老乡哦？问得这么细。” 龙青九没答。他摸出十块钱搁在烟摊上，拿了一包烟，转身走了。走出十几步，老头在背后喊：“兄弟，那种地方出来的妹儿，你找她做啥子嘛！”龙青九没回头。 他在省城住了下来。小旅馆，八毛钱一天。白天一条街一条街地走，问遍了卖面的、修鞋的、守公用电话的：“有没有见过一个妹儿，这么高，白净，川南口音，笑起来……”他说不下去了。他还去了裁剪铺，一家一家地问。问到第七家，一个老师傅想了想：“白净的川南妹儿？前两年倒是有个，手艺好得很，后来……”老师傅压低声音，“后来听说下了歌舞厅了。” 龙青九站在那儿半天，说：“我晓得。谢谢。”原来这条路，她真的走过。他沿着这条路一家一家地问过去，就像沿着她掉队的脚印，一步一步，越走越凉。每问一家，他心里的火就熄一分。不是恨她。是恨自己。他总在想，等他再好一点再像样一点就去找她。可她没等他。不是她负心。是日子不等。 他也去找过尹三三。开门的是个抱娃娃的老妇人，他刚说了一句“我找尹三三问一下苏春棠在哪里”，妇人的脸“唰”地一下就白了，屋里头男人的声音吼出来：“哪个？！”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堵到门口：“你找她做啥子？”“老乡。打听个音讯。”“没得音讯！我们屋头的人，跟那种地方的人，早就断干净了！你莫再来！” 门“哐”地关上了。关门前，龙青九瞥见尹三三站在汉子身后的阴影里，嘴唇动了动，啥子都没说出来。那个眼神他认得——想说，不敢说，说了要出事。 半个月后，他把省城的主城区走烂了。那天下午落小雨，他从春熙路附近过，眼睛已经看木了。就在这时候——前头十几米，一个女人，牵着个娃娃。背影。瘦，直，头发在脑后挽着，牵娃娃的手微微往回收着，是那种护崽的收法。龙青九的血“轰”地一下全冲上了头。他啥子都没想，拨开人就追。雨水在青石板上打滑，他跑得踉踉跄跄，撞翻了一个挑子，橘子滚了一地，身后骂声一片。 他追到那女人身后猛地叫了一声“春棠！” 女人回过头。一张陌生的脸。“你做啥子？！”龙青九站在雨里头，张着嘴，半天，说出一句：“……认错了。”“神经病！”女人抱起娃娃快步走了。 龙青九回过头，弯下腰帮挑夫捡橘子，一个一个，捡得很慢很仔细。捡完，他把身上所有的零钱都掏出来塞给挑夫，说了一句“对不住”，走了。 天桥上，天黑透了。龙青九趴在栏杆上看底下的人流。省城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，歌舞厅的方向，霓虹灯是红的，红得像一摊血化在雨里头。他摸出烟点上，手抖，点了三次才点着。七年。他以为他在往她跟前走。今天他才明白，他一直在往反方向走——他每“像样”一分，就晚了一年；他晚一年，她就往更深的地方沉一丈。 他趴在栏杆上把一口烟长长地吐出去。烟头在指缝间烧到了肉，他没觉到。他把烟头摁灭在栏杆上，对着满城灯火，哑着嗓子说了这半个月以来的第一句：“苏春棠，你躲啥子嘛。” 没有人答。雨下大了。他把那张写着旅店地址的纸条掏出来看了一眼，撕了。明天回重庆。 省城找不着，那就去北头，先去山西，先去矿区。他估摸着矿区最易藏流动人口。矿比星星多是吧，星星他也一颗一颗地数。只是那时候他还不知道：他数的方向是北，而她，正在收拾南归的行李。一个往北找，一个往南回。中间隔着的，不是一千八百里路。是两个都不肯先喊对方名字的、犟到了骨头里的人。 第48章 顾三娘退场 从省城回来，龙青九瘦了一圈。 顾三娘在码头边的茶楼上等他，一眼就看出来了：“没找到？” “没找到。” “找到了你打算咋个办？” 龙青九没答。他坐下来，自己倒了杯茶，一口闷了，烫得直咧嘴。 顾三娘看着他，看了很久，忽然笑了。她今年四十七了，笑起来眼角的纹路像扇子骨，一根一根，撑得很开：“龙青九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个人，啥子都好，就是心里头搁着个死人。” “她没死。” “我说的是你。”顾三娘把茶盏往他面前一推，“你这颗心，跟死人的差不多，焐不热。” 龙青九捏着茶盏，没接话。 这句话，顾三娘说了七年，他也听了七年。七年前他胃出血住院，是她垫的医药费；青龙建材开张的本钱，是她从柜子底下摸出来的一万块；头一单钢材指标，是她领着他，一桌一桌喝出来的。她男人死得早，留下码头上两条船、临街的两间门面，和一个“顾三娘”的名号。重庆城里，不少人晓得她。 也有不少人不晓得，龙青九是她的人。 这个“是”字，咋个写，两个人心照不宣。她不提嫁，他不提娶。她屋头有他的一双拖鞋、一副碗筷；他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夜，宿在她那里。黑灯瞎火，事办完，她背对着他睡，他睁着眼睛看房梁。有一回她忽然说：“龙青九，你抱到我的时候，喊过别人的名字。” 他浑身一僵。 她“嗤”地笑了一声：“莫紧张。我不要你的心。心那个东西，要来做啥子？又不能下锅。”顿了顿，她又说，“我只要你记到起：你龙青九今天的一切，哪个给的。” “你给的。”他说。 “记到就好。” 没过几天，顾三娘开始咳，咳得凶。龙青九去北头的步子不得不停下来。 起先是干咳，她说是烟抽多了。后来咳出来的痰里带血丝，她拿帕子捂住，揉成一团，照样上牌桌。再后来，人一把一把地瘦下去，旗袍的腰身空了一大圈，她让裁缝来改，裁缝量完尺寸，看了她一眼，没敢说话。 龙青九押着她去医院。检查单出来那天，医生把他单独叫进了办公室。 “肺癌。中晚期。”医生在片子上指给他看，一大片白，“扩散了。手术的意义不大了。” “还有好久？” “拖得好，一年。拖不好，几个月。” 龙青九站在那儿，听见自己问：“要好多钱？” 医生抬起头，看了他一眼。那一眼他这辈子都记得——不是可怜他，是可怜他问出这句话。医生把片子收进袋子，慢慢地说：“到了这一步，钱这个药，不医这个病。” 他出了医院，在街沿上坐了一个钟头。 然后他去把重庆最好的药，一样一样买回来；托人从广州带进口的药；找了个老中医，开了一堆黑乎乎的汤药，他守着炉子，一副一副地熬。顾三娘喝一口，吐一口，骂他：“龙青九，你要毒死我啊？” “喝。” “不喝了。横竖要死，何必遭这个罪。”她把药碗一推，“坐过来。陪我说话。” 他坐过去。她靠在床头，看了他半天，说：“瘦了。” 不晓得说的是他，还是她自己。 人到了灯枯的时候，反而清明。 最后那个月，顾三娘把码头上的船、门面、存款，一样一样交代清楚。船卖了，门面过户给她的儿女，存款拢共归到一个折子上。交代完，她把龙青九叫到床前，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红塑料皮的存折，塞到他手里。 “十万。”她说，“给你的。” 龙青九像被烫了一样，往回推：“我不要。” “你必须要。”她的手枯得像树枝，力气却大得吓人，攥住他的手腕，“龙青九，你听我把话说完。这七年，我图你年轻，图你实在，图你床上巴心巴肝。你呢，图我的钱，图我的门路。我们两个，是两厢情愿的买卖，哪个都不亏。” “三娘——” “闭嘴。”她喘了口气，“我死了以后，你跟我的这笔账，就算清了。你不欠我。我也不欠你。你莫给我守，莫给我烧纸烧得哭兮兮的，我最见不得男人哭。” 她停下来，咳了一阵。咳完，她盯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字地说： “最后，我送你一句话。你记到。” “那个姑娘，莫去找了。” 龙青九猛地抬起头。 “你以为我不晓得你这些年往省城跑啥子？”顾三娘笑了，笑得眼睛眯起来，“你屋里头那个铁皮盒子，我看过。龙青九，你当她是你心头的一块肉，其实她是你欠的一笔账。你这个人心重，欠了就要还。可是你听好——” 她的声音忽然低下去，低得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： “找到了，你就废了。” “你这些年能爬起来，靠的就是‘还不够脸去见她’这口气。这口气吊着你，你才不敢烂，不敢耍，不敢死。哪天你真找到她了，不管她过得好、过得不好，你这口气，‘噗’一下就泄了。人这口气一泄，就垮了。我见的男人多了，死在酒色上的不算啥子，死在‘了愿’上的，最多。” “所以，”她拍了拍他的手背，像拍一个不懂事的小辈，“莫找了。把她搁在那儿，搁一辈子。让她替你吊着那口气。” 屋里头静了很久。炉子上的药罐咕嘟咕嘟地响。 龙青九低着头，喉咙里头滚了几滚，最后说出来一句：“三娘，我做不到。” 顾三娘愣了一下，随即大笑。笑得咳，咳得笑，眼泪都出来了：“好。好得很。犟驴。”她笑完了，摆摆手，“做不到就去做，做了才知道做不做得到。反正我该说的都说了，听不听是你的事。反正——” 她闭上眼睛，声音轻下去： “反正我也看不到了。” 顾三娘死在一九九一年腊月初七。 走的时候很平静，半夜里，一口气没接上来。龙青九守在床边，把她的手握着，握到凉。 一九九二年来了。 山西那边，上千个黑窟窿，他打算一个一个地去问。他还不知道，就在他料理丧事的这个月，那个他翻遍北方要找的人，刚刚把第三笔抚恤金缝进棉袄里，收手了。 一个刚刚埋完人，一个刚刚收完手。 两本账，都只剩最后一页。 那一页上，写的是同一个名字。 第49章 一门之隔 一九九二年，龙青九在山西跑了几个月。 大同、阳泉、长治、晋城……他一张地图，用红笔圈一个，划一个。每到一个矿，先找矿上的食堂、小卖部、理发店。人多嘴杂的地方，最能掏出话。 他把烟从一天半包抽到了一天两包，人黑了，腮帮子凹下去，眼睛里头像有两粒烧红的炭。山西的冬天，风跟刀子一样，刮得他满脸起壳。 没找着。他失望了。 难道她不在山西？ 那么她在哪儿？ 一个下雪的夜里，他躺在铺上，忽然从枕头底下摸出铁皮盒子，抽出一张卷烟纸，写： “北方没有。我把北方找遍了，没有。你回南方了，对不对？川南的水土养出来的人，搁在北方，搁不住的。你回南方了。” 写完他自己愣住。 这不是账，不是信。这像是——他在跟她说话。 她确实回南方了。 一九九二年初的成都，城西，苏春棠的日子过得像一碗温开水。 两室一厅的小房子，朝南，阳台上养着两盆吊兰。赵思远进了幼儿园，每天背着小书包，出门要回头喊一声“妈妈我走了”，喊得脆生生的。她读电大中文班，晚上写作业，台灯底下摊着《古代汉语》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啃。 没有人知道她的过去。这栋楼里，邻居只晓得三〇二住着一个寡居的女人，带着个男娃，人和气，手巧，会踩缝纫机，谁家裤脚脱了线，拿过去，她第二天就给缝好，不收钱。 她用十多万，给自己买了一个“没有人晓得”的身份。 值不值？值。 一九九三年，四月。 龙青九的建材生意，做到了成都。 这年是建材的好年景，到处都在修楼，钢筋水泥的价钱一天一个样。他有一宗货，从重庆发成都，出了岔子，他亲自过来处理。事办完那天，对方做东，请他去看新开发的楼盘——城西，一片刚起的六层小楼，样板房装得亮晃晃的。 售楼部的小妹儿嘴巴甜：“龙总，看一下嘛，这个户型卖得好得很，朝南，带阳台。” 他本来不想看。鬼使神差地，跟起进去了。 楼道里刷着白石灰，一股潮味。上到三楼，经过一扇门。门虚掩着，里头传出缝纫机的声音，哒哒哒，哒哒哒，密得像下雨。 龙青九的脚步，钉在了楼梯上。 这个声音，他十几年前听过。四宝村的土屋里有，省城周记裁剪铺里有——那是在他自己的想象里有。天底下的缝纫机千千万，可这个踩法，急一阵、缓一阵，缓的那一下，像人在换气。 他抬手要敲门。 手举在半空，停住了。 喉咙里忽然发痒，他偏过头，压着咳了一声。 屋里头，一个娃娃的声音：“妈妈，我的奥特曼呢？” 一个女人应了一声，隔得远，听不真切。 龙青九站在门外，售楼妹儿催他，他才走。 他对自己说：不是她。天底下踩缝纫机的女人多了，带娃娃的女人也多了。她要是真的回了成都，会住这种新楼盘？她哪来这么多钱？她在山西…… 山西两个字一冒出来，他的心就抽了一下。 他不知道，门里头那个女人，就在他咳嗽的那一声，踩缝纫机的脚，停了一停。 苏春棠自己也说不清为啥子停。楼道里那一声咳，哑，沉，咳得很克制——像一个人把一整块石头，硬生生压进一口井里。她竖起耳朵听，再没动静了。她摇了摇头，笑自己：苏春棠啊苏春棠，你魔怔了。天下咳嗽的男人千千万。 她低下头，接着踩。哒哒哒，哒哒哒。 一门之隔。 一门之隔，八年。 当天傍晚，事情还没完。 龙青九从楼盘出来，心里头闷，没坐车，沿着街走。走到一座天桥底下，他上了桥。桥上风大，他趴在栏杆上点烟，点了三次才点着——跟几年前在省城那一座天桥上，一模一样。 桥下，人流如织。 苏春棠接了赵思远，从幼儿园回来，买菜，回家。娃娃要吃天桥那头的糖油果子，她拗不过，牵着他上天桥。 “妈妈快点！” “慢点，看车——” 她牵着娃娃上桥，低着头走。走到桥中间，前头有个男人趴在栏杆上抽烟，背影很宽，很旧——旧得像一件穿了多年的衣裳，肩线都塌了。她牵着娃娃，从他背后绕。 就在这一瞬间，男人弹了一下烟灰。 烟头没弹稳，脱手了，打着旋儿，落下来—— 落在她的脚边。一点红，明明灭灭。 苏春棠低头，看见了那个烟头。鬼使神差地，她停了一步，抬起头—— 男人正好转过身去，抬脚走了。她只看见一个侧影的边，一闪，就没了：颧骨，下巴的线，后颈上很短的发茬。晚高峰的人流一下子涌过来，把他的背影吞了。 她站在那儿，心口没来由地一慌，慌得手心出汗。 “妈妈，走啊！”娃娃拽她。 “……哦，走。” 她走了两步，又回过头。桥上人来人往，高高低低的背影，哪一个是他？她忽然意识到自己在找，吓了一跳，赶紧转回头，牵着娃娃快步下桥。 神经病。她骂自己。成都近千万人，你当是你们四宝村的晒谷场啊？ 那天晚上，她炒了个回锅肉，一个素菜，看着娃娃吃完，洗了碗，辅导娃娃写了字，关了灯。 躺到床上，她睁着眼睛。 桥上的那个背影，一遍一遍，在她眼前过。肩线塌下去的弧度，后颈的发茬，弹烟灰的那一下——用拇指和食指，轻轻巧巧地一磕。 她忽然坐了起来。 龙青九就是这样弹烟灰的。十多年前，雷家坝的竹林边上，他就是这样，拇指食指一磕。 她坐在黑暗里，胸口起伏。坐了很久，她伸手把灯拉开，下床，从箱子底摸出账本，翻到新的一页，拿笔。 笔尖悬在纸上，悬了很久。 最后她写：“今天，一个背影。不晓得是不是。要是是——” 笔停住了。要是是，咋个办？ 她一个字都写不下去。她把笔一搁，把账本合上，塞回箱底，关灯，躺回床上，把被子拉到下巴。 窗外，成都的夜，安安静静。 隔着大半个城，一家招待所的床上，龙青九也睁着眼睛。他也在想那个擦肩——不对，他连擦肩都没意识到。他只是忽然想起白天楼道里的缝纫机声。 第二天一早，两辆长途车，一辆东去重庆，一辆西行灌县，在成都的晨雾里，交错着开过去了。 车上的人，一个在睡觉，一个在看窗外。 第50章 一个危险的人 一九九三年，夏。 放学路上，苏春棠接了赵思远，路过一条小街。前头一个男娃，七八岁的样子，追一个皮球，皮球滚到了街中间。娃儿跟着球冲出去。 恰好一辆拉货的三轮摩托，从街那头轰过来。 苏春棠后来很多次回想那一刻。她说不清自己为啥子动了。她明明是那种见事就躲的人，躲了十几年，躲成了一门手艺。可那个瞬间，她的腿比脑子快。 她把赵思远往人行道上一推，自己抢上去，一把薅住那男娃的后领，往怀里一带。 三轮摩托擦着她的腿刮过去。她抱着娃儿摔在街沿上，手肘在地上蹭掉一层皮，火辣辣地疼。 男娃吓傻了，哭都哭不出来。三轮车刹住了，骑车人回头骂了一句啥子，轰起油门跑了。 “妈妈！”赵思远扑过来，吓得直哭。 “莫哭莫哭，妈妈没事。”她把两个娃儿一边一个揽着，手肘上的血珠子一颗一颗渗出来。她先看怀里这个男娃：脸白得像纸，嘴唇直抖。“娃儿，你家大人呢？” 男娃说不出话，只晓得摇头。 周围围了一圈人。有人说报警，有人说找娃儿家。苏春棠把娃儿领到街边的凉茶摊子坐下，给他买了一碗冰粉，看着他一勺一勺吃下去，脸色缓过来了，才问出来：娃儿叫师远，就在前头那个院里头住，大人上班，婆婆带，婆婆中午打瞌睡，他一个人溜出来耍。 正问着，巷子口跑来一个中年男人，穿白衬衫，藏青裤子，皮鞋上全是灰。他一眼看见男娃，扑过来，一把抱住，抱得那个紧，男娃都挣了一下：“爸爸，我没事，是这个阿姨救了我。” 男人转过身来。 四十几岁，眉眼儒雅，原本梳得一丝不苟的头发此刻乱了，额头上全是汗。他看见苏春棠手肘上的伤，喉头动了一下，深深一躬： “同志，谢谢你。” “莫得事。”苏春棠把袖子放下来，遮住伤口，“娃儿没事就好。往后看紧点，这条街三轮车多。” 她说完，牵起赵思远就要走。 “同志——”男人拦了一步，不是拦路那种拦，是欠着身子那种拦，“你的伤，去医院看一下，医药费我出。还有，你贵姓？在哪个单位？我改天登门道谢。” 苏春棠看了他一眼。 这一眼，是十几年练出来的。男人眼睛里头的东西，她一眼一个准：夜来香的那些眼睛，文清远的那种眼睛，山西那些矿老板的眼睛，她都认得。这个男人的眼睛里头，是感激，干干净净的感激，至少此刻是。 可她还是淡淡地说：“不用。举手之劳。” 她牵着赵思远走了。走出十几步，听见后头男娃喊：“阿姨！我叫师远！我爸爸叫师文鸣！我爸爸是——” “师远！”男人把娃儿的话头掐断了。 苏春棠脚步没停，嘴角动了一下。 她懂这个动作。掐断的那半句话，才是这个男人的身份。不让娃儿说完，是不想拿身份压人，也是不想暴露身份。这个人，是个官，还是个懂事理的官。 跟她没关系。她这么想着，回了家。 半个月后，电大教务处叫她。 “苏春棠同学，省厅办公室那边打电话来，问你愿不愿去机关做临时工，打字、整理文件。”教务处的老师推了推眼镜，神情有点古怪，“说是有人推荐你。” 苏春棠站在那儿，半天没说话。 她不用问是哪个推荐的。半个月前那半句没让说完的话，换成了这个电话。 老师看她不吭声，说：“机会难得。机关的临时工，好多人打破头都进不去。你去不去？” 去不去？ 那天夜里，她坐在台灯底下，坐了很久。 赵思远睡熟了，小脸红扑扑的。缝纫机罩着布罩。账本压在箱底。她把它们一样一样想过来。 去机关，意味着啥子？意味着走进人堆。她这十几年，活得像一抹影子，最怕的就是人堆，人堆里眼睛多，眼睛多了，就有人认出“海棠”，认出“职业未亡人”，认出那些她烧了、埋了、缝进棉袄里的事情。还意味着那个手握扣子的男人更容易找着我。他推荐我，图啥子？仅仅是为了感谢我救了他娃儿？ 她低头看自己的手。白天机房里，同学们笑她“踩缝纫机的手”。她今年三十多了。缝纫机踩得再好，踩到五十岁，还是个裁缝；字打得再快，坐在机关里头打，打出来的东西，只能叫文件。 儿子上学了，人家问起来：“你妈妈是干啥子的？”赵思远说“踩缝纫机的”，还是说“在机关上班”？ 她想起文清远很多年前那句话：“人要想不被欺负，得先识字，得有文化。” 文清远烂尾了，这句话没烂。这句话是对的。 她拉开抽屉，拿出一张稿纸，练字。这是她每天晚上的功课，一页，雷打不动。今天她写的是苏东坡那句：“只恐夜深花睡去，故烧高烛照红妆。” 写完，她看着纸上的字，忽然轻轻笑了一声。 去！为啥子不去？她苏春棠从李家沟的深沟边上走出来，从夜来香的霓虹灯底下走出来，从山西的矿洞里走出来，啥子场面没见过？一个机关临时工，还吃不倒她。 至于那个推荐我的男人，她把灯关了，躺到床上，在黑暗里对自己说：苏春棠，你记到，男人的“顺手”，都是标了价的。他标价之前，你先把东西拿到手；他伸手的时候，你再决定给不给。 这条规矩，是文清远教她的，是山西教她的，是三个死男人教她的。 但这一次，标价的人，未必是她想的那种人。 进机关报到那天，她穿了一件素色的确良衬衫，头发在脑后挽了个髻。 办公室分给她一张桌子、一台打字机。主任交代：整理历年的文件档案，录入，归档。话不多，眼神却意味深长，全机关都晓得，她是“师厅长推荐来的”。虽然推荐的时候，他还只是副厅长，但人们都习惯性地叫师厅长，谁也不会刻意去加一个“副”字。 中午在食堂，有人挨着她坐，拐弯抹角地打听：“苏姐，你跟师厅长是亲戚哇？” “不是。” “那是……” “我救过他屋头娃儿。”她夹了一筷子回锅肉，说得平平常常，“他要谢我，我要找活路，就这么回事。” 这话半真半假，堵得人家没法接。 下午下班，她在楼梯口遇见了师文鸣。不是偶遇，她看得出来，他是算着点儿从那层楼过的。 “还习惯不？”他问。 “习惯。谢谢师厅长。” “莫喊厅长。”他摆摆手，笑了一下，“喊师老师。我在师范大学读过书，喜欢这个称呼。” 楼梯间的光线暗。他站在那儿，没有要走的意思，也没有要逼近的意思，就那么隔着三级台阶，不远不近。半晌，他说：“苏春棠，那天在电大教务处，我以为你不会来。” “为啥子不来？” “因为你看我的那一眼。”他慢慢地说，“你看人的时候，先看人后头有没有刀。我那样的人，后头一般都别着刀。” 苏春棠的心，蓦地一紧。 十几年了，男人看她，看脸，看腰，看胸，看腿。头一回，有一个男人，说的是她“看人的样子”。 她垂下眼睛，再抬起来，脸上已经是平的：“师老师说笑了。我一个踩缝纫机的，懂啥子刀不刀的。” “不懂最好。”师文鸣点了点头，像是不打算再往下说。他侧身让她先下楼，在她身后，忽然又说了一句： “苏春棠，你的字写得很好。档案室那些钢笔字登记，我看过一页——‘只恐夜深花睡去’，那个‘花’字，有筋骨。” 她的脚，在台阶上停了半秒。 她每天晚上练字，写完就锁进抽屉。那一页，是报到前交档案材料时，随手誊的一份登记表，正面没有诗——她猛地想起来，那天在教务处等得无聊，她在背面随手写过一行“只恐夜深花睡去”。她反应过来：不是猜，是认出来的。他是从她的笔迹里，认出了练过千百遍的苏字底子。 这个人，读得懂字。 也就是说，这个人，往后可能读得懂她。 她一步一步走下楼梯，走出办公楼，走进成都傍晚的暑气里。街两边的梧桐叶子纹丝不动。她在心里头，把那本看不见的账本翻开，在新的一页上，慢慢写下一行字： “师文鸣。看得懂人。此人——危险。” 写完，她自己又添了一句： “危险的人，最好用。” 她不知道的是，同一时刻，省城的另一头，龙青九刚刚在一张协议书上签了字——他把青龙建材总公司，迁到了成都。 他迁过来，不为找人。他说给自己听：不为找人，为的是生意。成都这几年，地价翻着跟头涨，做建材的不来成都，是憨包。 两辆命运的车，又开进了同一座城。 第51章 暗人初现 机关这口锅，水深，但规矩。 苏春棠起先是最底下那一层：临时工，打字，整理档案，跑腿送文件。办公室里七八个人，她来得最早，走得最晚，地是她扫，开水是她灌。没人吩咐她，她自己干。主任说：“小苏，这些活路不归你。”她说：“顺手。” 顺手两个字，是她的护身符。在夜来香，顺手给人点烟倒酒，顺手记住哪个老板喝啥子牌子的酒、怕不怕老婆；在山西，顺手给矿上的婆娘们缝衣裳，顺手就晓得了哪个矿下月要招人下井。她这辈子，靠“顺手”两个字活下来的。 可机关的顺手，不一样。机关的顺手，顺来顺去，会顺成“应该的”。她干了三个月就看明白了：在这里，勤快不值钱，值钱的是你背后站着哪个。 她背后站着师文鸣。这句话没人明说，但全机关都“晓得”。于是出现了怪事：档案室的老油条们，开始喊她“苏老师”；食堂打饭，大师傅的勺子往她碗里多颠半勺；她打错的字，没人敢退回来，人家自己改了。 她一言不发，看在眼里。 这就是权力？她还没摸到权力的边，只是站在一个有权人的影子边上，就已经是这个待遇了。 那天夜里她记账，不是钱的账，是那本看不见的账：“借来的光，也是光。但借来的光，照不亮自己。” 转正的机会，来得比她想得快。 一九九四年春，厅里一个事业编制的名额空出来。按规矩，这种名额轮不到一个进机关不到一年的临时工。但名单报上去，圈阅到师文鸣那里，他在“苏春棠”三个字后头，画了一个圈。 事后有人传闲话，传到她耳朵里。她面不改色。 师文鸣找她谈了一次话，还是在楼梯间，还是隔着三级台阶。 “转正了。”他说，“好好干。” “谢谢师老师。” “莫谢我。”他看着她，“你的考核全是优，打字速度全厅进步最快，档案整理重新立了规矩，连档案局的人都来取经。这个圈，我画得落手，画得有理。”顿了顿，他又说，“苏春棠，我帮你，只帮这种‘画得落手’的忙。你记到。” 她抬起头看他。楼梯间的灯不亮，他的眼睛亮。 “我记到了。”她说。 “还有，”他转过身，手搭在楼梯扶手上，像随口一说，“机关里有人说你的闲话。说你来历不明，说你一个农村户口的女人，凭啥子——” “师老师。”她打断他，声音不高，“闲话这个东西，我在别处听过的，比这个难听一百倍。没得事。” 师文鸣回过头，看了她很久。 “苏春棠，”他最后说，“你到底是从啥子地方走出来的？” “山里头。”她说，“很深很深的那种山。” 他没再问。她也没再说。两个人都晓得，这段对话到此为止，是最好的。 转正文件下来那天，她拿着那张盖了红章的纸，站在办公室窗前。窗外是成都的春天，梧桐树发芽了。她把那张纸看了很久，然后做了一件谁都想不到的事。 她把它折起来，夹进了《写作教程》的课本里，跟儿子画的奥特曼夹在一起。 不压箱底。箱底那个账本，是她不敢见人的命；这张纸，是她敢见人的脸。脸这个东西，要天天用，用旧了，就长在自己脸上了。 甜头是慢慢咂出来的。 先是户口。农村户口迁进成都，儿子赵思远落了城镇户，上学不用再交借读费。办事那天，派出所的民警看了看她的工作证，啪，盖章，前后五分钟。她捏着新户口簿走出派出所，站在太阳底下，想起十几年前，她为了一张去省城的介绍信，要托尹三三，欠人情，还要被盘问半天。 一个章，五分钟。 然后是房子。厅里分房，论资排辈轮不到她，但有一间腾出来的单身宿舍，主任“顺手”给了她：苏老师一个人带娃儿，困难嘛。房子不大，比她自己买的那套差远了，她没去住，转手把钥匙借给了办公室一个刚结婚没房的小年轻。小年轻感激得不行，逢人就说苏老师仗义。 她不亏。房子让出去，人情收回来。这笔账，她算得清。 最让她心惊的，是另一件事。 有一回，楼下有个企业的人来找关系，想批个啥子手续，托人托到了她头上。她一个管档案的，能批啥子？可人家不管，人家只晓得“苏老师是师厅长的人”，塞给她一个信封，厚得吓人。她把信封推回去，推了三次，人家硬塞。最后她站起来，把信封搁在窗台上，说：“你再不收回去，我交到纪委去。” 那人讪讪地走了。 晚上她失眠了。不是吓的，是想的。 她躺在黑暗里，一遍一遍地想白天那个信封。那么厚，得有好几千。她要收，就收得神不知鬼不觉，档案室的门一关，天知地知。她忽然坐起来，出了一身冷汗。 不是怕事。是怕她自己——她想收。 她，苏春棠，那个在雷家坝把每个工分都记在本子上的苏春棠，那个骂雷老虎“黑心烂肺”的苏春棠，刚才，坐在办公桌前，对着一个信封，心动了。 原来权力这个东西，不是给你甜头的。是给你看甜头的。看久了，你就要伸手。 她下床，拉开灯，把箱底的账本翻出来，在新的一页上写： “今天，一个信封。没收。记一笔：欠自己一次。” 写完，笔顿了顿，又添一句： “不晓得下次，还记不记得起记账。” 四月里，王桂兰来了一趟成都。 娘老了，头发白了大半，背也驼了。她给苏春棠背了一背篼土货：腊肉，豆瓣，干豇豆。娘儿两个坐在屋里说话，赵思远趴在婆婆膝盖上耍。 说到村里的新闻，王桂兰掰着指头：哪个屋头接媳妇了，哪个老辈子走了，苏小生的娃儿上小学了——说到半截，她忽然想起啥子，压低声音： “对了，春棠，雷家坝那边，出了个怪事。” 苏春棠正在择豇豆，手没停：“啥子事？” “雷家坝有个光棍，耳朵缺了半只，杀过年猪打短工的，你也认不到。前阵子喝了猫尿，跑到雷老太婆屋门口闹，说他堂哥死得蹊跷，说他‘晓得内情’，要雷家拿二百块钱封口。”王桂兰撇撇嘴，“雷老太婆拿起扫帚把他打出来了，打得满坝子跑。老太婆骂：‘我儿是酒喝多了摔死的，你胡扯啥子！你再胡扯，我报公社——哦，报镇上！’” “后来呢？”苏春棠问。声音很平。择豇豆的手，很稳。 “后来？后来那光棍天天在雷家坝晃，眼睛贼溜溜的。村里人都当他癫的。”王桂兰说着，自己先叹了口气，“造孽哦。不过春棠，你说怪不怪，他胡扯这个做啥子嘛，人明明就是摔死的……” “娘。”苏春棠把择好的豇豆放进筲箕，站起来，“人摔死好多年了，还提这些做啥子。思远，跟婆婆说，莫讲这些，吓着娃儿。” 赵思远根本没听，还在耍奥特曼。王桂兰“哦哦”两声，把话岔开了。 当天夜里，苏春棠又失眠了。 她躺在床上，一遍一遍地过那几句话：缺半只耳朵。杀猪的光棍。晓得内情。二百块钱。 她不认识这个人。雷家坝的独耳光棍？她搜肠刮肚，终于想起来了。确有这个人，她与雷老虎结婚那天看见过。雷老虎死了十多年了，这么多年，没有第二个人提过“蹊跷”两个字，连雷母都认定是酒后失足——这，正是那颗粗陶扣的功劳。 那颗她到现在都不知道是谁换的扣子。 她一直以为，那个暗处的人，是个“善后的恩人”，或者是个“握刀的债主”，总有一天会来。她等了很多年，等到她几乎要相信那个人永远不存在了——也许那个人意外死了。 现在，一个缺耳朵的光棍，喝了酒，去雷家讨二百块钱。 二百块。 她的指甲掐进手心里。她忽然想笑：她的命，李家沟那条深沟，她这么多年的东躲西藏——在人家嘴里，就值二百块。 不对。她又在黑暗里冷静下来。不对。讨钱这个光棍，多半只是喝了酒胡吹，真想敲诈她，早找上门了。而且——如果他真是当年那个人，他晓得的可就不止“蹊跷”两个字了，他该直接来找她。 他没来。说明他要么不是，要么还在等。 等她再爬得高一点，再值钱一点。 苏春棠睁着眼睛到天亮。天亮的时候，她心里的那本账，又翻了一页： “那个人，可能出现了。也可能没有。记到起：从今天起，走路回头三次。” 也是这一年，龙青九在成都站稳了脚。 青龙建材公司挂上了总公司的牌子，门面从一间变成五间，又变成一栋小楼。他做了一件让同行看不懂的事：别人都在倒钢材水泥，他拿出一半本钱，去城南圈了一块地，荒得长草的地。 合伙的龙青林急得跳：“哥，地皮不能吃不能喝，圈起做啥子？” 龙青九蹲在地边上，点了根烟，拇指食指一磕，弹掉烟灰。 “修房子。”他说，“青林，你信不信，往后十年，成都最值钱的不是钢材，是地。人要住房子，单位要修办公楼，娃儿长大了要接婆娘——全都要地。” 他把烟头摁灭在鞋底，站起来，看着这片长满草的地。 草很深，风一吹，一浪一浪的，像好多年前，雷家坝后山上的竹林。 他忽然想：等这栋楼盘起来，赚了钱，他要再去一趟山西。再去数一遍那些黑窟窿。 他不晓得，他要找的人，此刻离他不到十公里。她刚刚在一页账上写下“走路回头三次”，正牵着儿子，走进机关大院的铁门。 城里起了风。 两个人都在往高处爬。爬得越高，影子越长。长到最后，总会搭在一起的。 第52章 青蛇上身 一九九五年，师文鸣升了厅长。 任命下来那天，厅里摆了两桌酒，苏春棠没去。那种场合，她不想凑。晚上九点多，她办公室的电话响了，师文鸣的声音，带着酒意，不高：“档案室还开着灯？” “嗯，归完最后一柜。” “忙完早点回。”电话挂了。 就这么两句话。苏春棠握着话筒，站了一会儿。这两年，他们的全部来往，就是这么两句话两句话地攒起来的。他从不多说一句，她从不多问一句。机关里传他们的闲话，传得天花乱坠，可机关里头的人精们背地里都纳罕：这两个人，连一顿饭都没单独吃过。 这恰恰是师文鸣的手段，也是苏春棠的段位。 她晓得他在等啥子。他在等她“自己走拢”。他不伸手，因为伸手的男人跌份；他要她心甘情愿走过去，那才叫收服。她也晓得自己在拖啥子——她还没想好，这个价，该咋个开。 可那年秋天，一件事，把这盘慢悠悠的棋，掀了。 厅里来了个港商，姓麦，要在成都投一个大项目。省里头重视，厅里陪得殷勤。接风宴摆在锦江宾馆，师文鸣出席，带了两个处长，还点了一个名字： “档案室的苏春棠，把她喊上。” 处长愣了一下：“她……一个管档案的？” “会务接待，档案室出人。”师文鸣说得公事公办，“她形象好，普通话也练出来了。” 苏春棠接到通知，站在通知单前，看了三分钟。 她晓得这是啥子。这种局，喊一个“形象好”的女干部上席，喊的不是会务，是摆设，是氛围，是男宾们酒酣耳热时候眼睛里的那点颜色。这一套，夜来香天天演。 可她现在不是海棠了，她是机关干部苏春棠。机关干部，不能不去。 她去了。穿的是最素的一套衣裳，头发一丝不苟，坐在下首，话不多，笑得浅，给客人布菜、添茶，分寸拿捏得刚刚好。这一套功夫，她十几年前在霓虹灯底下练过，如今拿到酒席上来，行云流水。 师文鸣在上首，看了她两眼。她读得懂那两眼：满意。还有一点点，说不清的疼。 酒过三巡，麦老板喝高了。五十多岁，脖子上的金链子随着笑声一颠一颠。他讲香港的楼价，讲深圳的小姐，讲着讲着，手就从桌面上，滑到了桌面下。 苏春棠的腿上，多了一只手。 胖的，热的，戴着戒指的。 她没有躲。 她脸上还挂着那种浅浅的笑，给麦老板续了茶，顺手把椅子往旁边挪了一寸——就一寸，刚好让那只手落空，又刚好让满桌子人都看不出她躲了。麦老板嘿嘿一笑，手又跟过来。她起身，去给另一桌敬酒。回来，那只手还在那儿候着。 一整个晚上，桌上觥筹交错，桌下一场拉锯。 她挡得滴水不漏，脸上一丝都没崩。只有她自己晓得，每挡一下，心口就凉一分。不是凉麦老板——这种货色，她见得多了。凉的是师文鸣。 他坐在上首，看得清清楚楚。 他举杯，跟麦老板碰，谈笑风生。他的眼睛从她脸上扫过去，扫到桌子底下，又扫回来，像啥子都没看见。 苏春棠在那一瞬间，全明白了。 师文鸣不是不晓得。他是拿她试水深。麦老板这个项目要是谈成了，是大政绩；她苏春棠，是这张桌子上最不值钱的一件摆设。他不会为她翻脸的。永远不会。 这个道理，夜来香的妈咪教过她：“妹儿，记到，男人带你上桌，你就是菜。莫把自己当吃酒的。” 十几年过去，她从歌舞厅坐到了锦江宾馆，从海棠坐成了苏老师。 还是菜。 散席的时候，她扶着墙去了卫生间。 吐。 把一晚上的酒，一晚上的笑，一晚上的那只手，全部吐了出来。吐到最后是清水，是胆汁，苦得她蹲在瓷砖地上，半天起不来。 镜子里那个女人，妆没花，眼睛红得像染了。 她对着镜子看很久，忽然想起雷老虎。想起那个雨夜，李家沟，那条深沟。那一回，她把手伸出去了，把人推出去了，推完，天亮了，她还活着，活得一天比一天好。 十几年了。她以为她逃出来了。 原来没有。李家沟不在川南，李家沟在每一张酒桌子上，在每一个男人的手底下，在她自己的命里头。她走到哪儿，那条深沟就跟到哪儿。 她扶着洗手台站直，把脸洗干净，把口红补好，走出去，对守在外头的司机说：“送麦老板回宾馆了吗？好。那我回家了。” 声音稳得没有一丝波澜。 回到家，赵思远睡了。她给他掖了被子，在他额头上亲了一下。然后她进了卫生间，锁门，脱衣裳，对着镜子，看自己的腿——膝盖上侧，今晚那只手停留的地方。 第53章 第一个猎物 一九九六年，苏春棠从档案室调到了综合处。 这一步，又是师文鸣画的圈。但这一次，圈画得更有讲究——综合处管着文件运转、会议安排，是全厅的咽喉。消息灵，人头熟，哪个处要办啥子事，都要从这儿过一遍。师文鸣把她搁在这儿，像搁一个眼线，也像搁一颗棋子。 她都懂。她去了，干得比在档案室还出色。半年下来，全厅上下，没有人不晓得综合处有个苏老师：文件到她手上，错字都能给你挑出来；会议排到哪个会议室、哪个领导坐哪个位置，她心里一本账门清；各个处的处长来办事，先跟她笑，再开口。 蛇在暗处，盘着，不动。 直到那个姓骆的科长，撞进她的视野。 骆科长三十一岁，计委下面一个项目科的副科长，年轻，挺拔，讲话的时候眉毛一扬一扬的，是那种在单位里被夸“有前途”夸到发飘的男人。 他管的是物资调配的初审。 那年成都的建材紧俏得邪性。钢材、水泥、平板玻璃，价钱半个月一跳，有批文的是爷，没批文的连货毛都摸不到。苏春棠第一次注意到这个名字，是在一份流转文件上：厅里一个协作单位申请平价钢材指标，骆科长在初审意见栏里写了四个字——“缓议，研究”。 缓议，研究。机关里的人都懂，这四个字翻译过来就是：货在我手里卡着，来，跟我谈。 苏春棠看着那四个字，忽然想起很多事情。想起山西矿上，管领抚恤金的那个小干事，也是这四个字，让多少寡妇给他送了腊肉和母鸡；想起雷老虎当年的记账法；想起她箱底那本账。 半个月后，她在一页废纸上，把这个科的情况摸清了：骆某，已婚，老婆是小学老师，娃儿三岁。爱慕虚荣，上个月刚买了件名牌夹克，逢人就说香港亲戚带的。最要紧的一条是他科里那个老科长，年底要退。 她把这页纸烧了。 然后她开始“顺手”。 第一步，是让骆科长注意到她。 这太容易了。综合处管文件流转，她有的是由头跟计委那边打交道。她从不主动，她只做三件事：他来送文件，她接待得比别人周到半分；他打电话来问流程，她答得比别人清楚三分；有一回他的文件出了错漏，处长要发作，她不动声色地把错揽到“流转环节”上，替他圆了过去。 圆完，她啥子都没说。连“你该谢我”的眼神都没给。 第二步，是让他觉得，是他自己走拢的。 一个月后，厅里和计委开联席会，散会时下大雨。骆科长没带伞，站在楼门口。苏春棠从楼里出来，看了他一眼，把手里的伞往他那边斜了斜：“顺路，走一段？” 雨很大，伞不大。一把伞底下，两个人挨得很近。她身上有股淡淡的如兰似栀的体香，不施粉黛，头发一丝不乱。骆科长一路找话说，她话不多，只在他说到得意处，偏过头，笑一下。 那一下笑，她练了十几年。镜子前练过，霓虹灯下练过，山西的雪地里练过。火候刚好：三分暖，三分敬，剩下四分，是“我好像对你有点意思，又好像没有”。 走到路口，她把伞塞给他：“你打回去，明天还我就是。” 说完她走进雨里，步子不快。她晓得他站在后头看。她更晓得，男人在雨里头看一个女人的背影，最容易看出“心事”来，其实那背影里啥子都没有，只有算计。 明天还伞，就是明天见面。 蛇的第一步，从来不是咬。是把信子，轻轻吐一下。 后头的两个月，像一台照着谱子走的戏。 骆科长还伞，请她喝茶，谢她；她去了，坐半个钟头，只谈工作，走了。他再请，她推掉两次，第三次去了。他开始讲他老婆“不懂他”，讲他的抱负，讲老科长退了以后科里“还得靠我”。她听着，眼睛看着他，适时地叹一口气：“骆科长这样的人，可惜了。” “可惜啥子？” “可惜拴在一张办公桌上。”她端起茶，吹了吹，“我听说，外头有批文的人，一年挣的，顶你十年工资。” 这句话，她放得轻，放得随意，像闲聊。 骆科长的眼睛亮了一下，随即又道：“批文是要担责任的……” “所以我说可惜嘛。”她笑了，放下茶杯，不再往下说。 不说，比说狠。话头她递了，钩子她下了，咬不咬，是他的事。她等的，是他自己说服自己。 又过了一个月，某一天下班，骆科长在她办公室门口徘徊。她晓得时候到了。她收拾东西，起身，关灯，从他身边走过，淡淡地说：“还没走？” “苏姐……”他喉咙动了动，“我请你吃饭。” 那顿饭吃得很晚。饭后他送她，送到楼下，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。他终于伸出手，来拉她的手。 她让他拉了。 第二天清晨，她先醒的。她侧过身，看着身边这个男人熟睡的脸，眉毛睡着的时候还扬着，一脸的志得意满。她看了很久，眼睛里一点温度都没有。 她想：夜来香的妈咪说得对，男人睡了觉的脸，最老实。这张脸上写的不是情，是“到手了”。 她轻手轻脚地起来，穿衣裳，梳头，在镜子前把领口理平。镜子里，她的腰脊挺得笔直——蛇盘在那儿，贴着骨头，她甚至觉得它隐隐地发热。 不是情的烫。是开工的信号，是获取猎物的信号。 三个月后，骆科长初审“缓议”的那批平价钢材，批了。批给了厅里那个协作单位——当然，少不了他在意见栏里重新写的四个字：“情况属实，拟同意。” 协作单位私下匀出两成指标，转手到了市场上。钱分下来，苏春棠拿了一份：一万二。 她把这一万二，原封不动存进银行，存折塞进箱底，挨着那本账。她在账上写： “一九九六年。第一笔。猎物一，骆。” 写完她合上本子，忽然觉得恶心。 不是为钱恶心。她为钱杀人都不恶心。她恶心的是——太容易了。 骆科长这样的男人，她要多少有多少。一件名牌夹克就能试出深浅，一句“可惜了”就能点着火，一把雨里的伞就能让他觉得是“缘分”。他们都一样：给点甜头就摇尾巴，尾巴摇完了，还以为是自己英明神武。 这就是她恨了半辈子的男人。这就是推她下李家沟的、摸她大腿的、把她当菜的一样的男人。 原来都这么贱。 贱到她连恨，都觉得不值。 那天夜里，她一个人在台灯底下，翻开日记。她写：“原来男人都一样，给点甜头就摇尾巴。” 笔尖停住了。 停了很久，她添了一句： “龙青九，你会不会也这样？” 写完，她盯着这行字，忽然自己跟自己生气了。她想把它撕掉，手举起来，又放下。 不会。她晓得他不会。他就是饿死了，也是把尾巴夹紧，转身走掉的那种狗。 正因为晓得他不会，她才更不敢想他。 她已经变成这样了。他越干净，她越不敢想。 骆科长的下场，来得很快。 批文一到手，苏春棠就凉了。不是翻脸那种凉——翻脸会结仇，她不要仇，她只要了断。她是“渐凉”：电话接得慢了，茶不喝了，路上碰见，还是那个笑，三分暖减到一分，三分敬照旧，四分心事则收得干干净净。 骆科长慌了。他堵过她两次，第一次她客客气气，第二次，她在楼梯口停下来，看着他，轻声说： “骆科长，你是成了家的人。” “苏姐，我对你是真的——” “真的？”她笑了一下。这一笑，他从来没见过，冷得像井水里浸过的刀，“骆科长，你科里那批钢材，初审意见从‘缓议’变成‘同意’，是好久改的？要我帮你回忆不？” 骆科长的脸，唰地白了。 “我啥子都不晓得。”她把声音放得更轻，轻得像掸灰，“我就是提醒你：往后走路，看脚下。你的下盘，不稳。” 说完她上楼，哒哒哒，脚步声不快不慢。 骆科长在楼梯口站了很久，从此再没来找过她。后来他见了她，绕着走。又过了两年，他因为另一笔批文的事栽了，判了三年——那是他自己贪的，跟她没关系，她连一根指头都没动过。蛇咬人，从来只咬七寸，咬完就走，伤口都不留她的牙印。 他最难堪的那段日子，有人看见他喝多了在街边哭。苏春棠听说了，面无表情。 倒是有天夜里，她做了个梦。梦见自己站在李家沟的沟边上，往下一看，沟底没有雷老虎，躺着的是一排男人：麦老板，骆科长，还有好多看不清脸的，一个一个，仰面朝天。 她站在沟沿上，腰脊发热，热得发烫。 醒来，一身冷汗。她摸了摸腰上的蛇，鳞片的边缘在指腹底下微微凸起，像活的。 “急啥子。”她在黑暗里，对它说，也对自己，“才第一个。” 窗外，成都的夜深得看不见底。 同一座城的另一头，城南工地上，龙青九的楼起了一层又一层。他最近也有了新烦恼：有领导递话过来，说要给他介绍个对象，“副市长的千金，留学回来的，人漂亮得很”。 他蹲在工地的脚手架上，抽着烟，没接话。 第54章 算明一笔账 这天夜里，城南一栋小楼的灯亮着。龙青九在跟龙青林对账，对到一半，贺副市长那边的媒人又来了电话。他挂了电话，站在窗前抽烟，看着满城的灯。 媒人说，贺小姐看过他的照片，点了头。 他把烟头摁灭，对自己说：龙青九，你都三十好几了。找也找了七八年了，找不到。人这一辈子，总不能一直找个影子。 他做出决定的那个晚上，苏春棠正在两公里外的梦里，梦见海棠峰的花，开了一山。 一九九七年冬，龙青九见到了贺梅妮。 见面安排在一家西餐店。成都那时没几家像样的西餐店，刀叉碰着盘子，丁零当啷。龙青九坐进去，浑身不自在，像一头拴进瓷器店的牛。 贺梅妮比他小九岁，香港读的书，穿一件驼色大衣，头发烫着大波浪，指甲修得整整齐齐。她打量他，目光很直接，直接得不像姑娘家： “龙青九？” “嗯。” “比照片上老。” 龙青九一噎。媒人在旁边直搓手，正要圆场，贺梅妮自己笑了：“也比照片上好看。照片上像个包工头。” “我本来就是包工头。”龙青九说。 “我晓得。”贺梅妮拿起刀叉，切牛排，手法熟练，“我爸说你白手起家，十年，从挑砖的做到起高楼。我不嫌包工头。包工头好，包工头实在，比那些靠老子的衙内强。” 她说话像下刀子，一句是一句。龙青九本来准备了一路的客套话，全用不上了。他索性也不装了，拿起筷子——他让服务员把刀叉换成了筷子——夹起牛排，大口吃了。 贺梅妮看着他吃，忽然又笑：“龙青九，你这人有点意思。” 那顿饭吃了两个钟头。出来的时候，贺梅妮站在台阶上，回头看他说：“我爸想招你当女婿。你自己咋个想？” 龙青九站在台阶底下，路灯从他背后照过来。他想了想，说了一句大实话： “贺小姐，我们才见第一面。” “见一面就够了。我看人很准的。”贺梅妮拢了拢大衣，“你回去想。想好了，让人递话给我。” 她说完就走，高跟鞋在街面上敲得笃笃响，背影利落得像把剪刀。 龙青九站在原地，看着那个背影，心里头没有半分波澜。他见过的女人里头，顾三娘是一口滚锅，贺梅妮是一把剪刀。都是好东西。 但都不是那盏灯。 回去的路上，车开到一半，他喊司机停了。 他下车，一个人沿着府南河走。冬天的河，瘦，黑，流得慢。他点了一根烟，慢慢走，把这笔账，从头到尾，摆出来算。 贺梅妮这桩婚事，意味着什么？ 贺副市长分管城建。他龙青九现在是做房子的。房子这个东西，地从哪儿来，手续从哪儿批，贷款从哪儿放——全在那些个章里头。他这两年起早贪黑，楼是起来了，可他心里透亮：他这点家底，在成都的地产圈子里，刚够上桌。想做大，没有人罩着，一块好地都轮不到他。 娶了贺梅妮，他就是贺家的女婿。项目、贷款、消息，路路都通。他的楼，能从两栋变成二十栋。 这是一笔明账。明得瞎子都算得清。 十几年了。他找了十几年。省城找了三次，山西数了大半年的黑窟窿，四宝村的信，一年两封，封封石沉大海。三十四岁的人了，鬓角都熬出了白头发。 他蹲在河边，对着流逝的河水，问了那个问了十几年的问题： “苏春棠，你在哪儿？” 河不答。满城灯影在河里晃，晃得碎碎的。 他又问了自己一个更难的问题： “要是再给你十年，你找得到不？” 这一回，他自己都不敢答。 十年，够把一个人从搬运工变成老板，也够把一个活人，变成一张照片、一个背影、一句“下落不明”。他不是没想过，她可能早嫁人了，娃儿都上学了；也可能——他最怕的那一种可能——早就不在了。这世上每年失踪的人那么多，一个单身女人，往人堆里一撒，就是一滴水进了江。 他蹲在河边抽完了三根烟，站起来回到公司。 他对自己说：还有爹妈要养，还有几百号工人要吃饭。人不能为了一个不答应出现的人，把日子过成空等。 他宽慰自己说：龙青九，你不是忘了她。你是把她，锁起来了。锁在抽屉最底层，钥匙吞进肚子里。 第二天，他让媒人递话：愿意处处。 贺家的节奏很快。处处，就是每周见一面。贺梅妮这个人，处久了，龙青九咂出些味道来：这姑娘看着泼辣，骨子里是个拎得清的。她从不问他过去，从不翻他东西，约会就是吃饭、看电影、谈生意上的事。有一回她直接问：“龙青九，你心里头是不是有个人？” 他捏着茶杯，半天，说：“有过。” “死了？” “不晓得。” “哦。”贺梅妮点点头，夹了筷子菜，“那就是活着。活着的麻烦。”她嚼完，咽下去，又说，“不过我无所谓。我这个年纪，香港那边同学娃儿都有了。我爸要我嫁个能干的，我看你能干。你心里头那个人，只要不影响你挣钱，不影响我在贺家立住脚，你锁好就行。” 她说“锁好”两个字的时候，龙青九的手指，在桌子底下，蜷了一下。 这世上居然有个女人，一句话就点破了他做的事。他把人锁进抽屉，她说，锁好就行。 “你不醋？”他问。 “醋啥子？”贺梅妮笑了，“龙青九，我也跟你说实话。我在香港谈过一个，家里不同意，散了。我晓得不听老汉的话是啥子下场。我们这种人，婚姻就是合伙开公司，你出能干，我出我爸，分红各拿各的。你要情，去找你盒子里那个人要——只是你找得到，早就找到了。” 这话说得狠，狠得诚实。 龙青九看着她，忽然觉得，这门亲，成得。两个把日子算得门儿清的人，搭伙，不会烂。怕就怕一个算得清、一个算不清。 “好。”他说。 就一个字。贺梅妮伸出手，他握了。像签一份合同。 提亲、订婚，都顺。贺副市长对这个女婿满意得很：泥腿子出身，没背景，好拿捏，又确实能干。酒桌上他拍着龙青九的肩膀说：“青九，城南那个旧城改造的项目，你报个方案上来。” 一桌人都笑，说这是岳父给的见面礼。 龙青九笑着敬酒，一杯接一杯。散席出来，夜风一吹，酒意上头，他扶住一根电线杆，忽然弯下腰，吐了。 吐完，他扶着电线杆站着，看着地上那摊秽物，站了很久。 他心里清楚得很：从今天起，他的人生换挡了。娶了贺梅妮，拿了项目，三年后他就是成都的龙总，十年后，他的名字能上报纸。 这就是他当年从腊肉底下抠出那卷皱票子时，做梦要的那个“出头”。 他直起身，擦了嘴，掏出钥匙打开车门。上车前，他回头看了一眼这座城市。满城灯火，亮堂堂的，照得他跟白天一样清楚。 他忽然想：苏春棠，你要是也在这些灯底下，你看不看得见我？你看得见我，你晓不晓得，我明天就要去当别人家的女婿了？ 你要是晓得了，会不会从哪个角落里走出来，喊我一声？ 不会。她自己把这条路堵死的。他晓得她：她那种人，宁愿烂在角落里，也不会出来坏他的前程。挨他一分，就是害他一分——这憨婆娘，肯定还是这么想的。 他钻进车里，砰地关上门。 “龙总，回公司？” “回公司。” 车子开动了。他不知道，此刻的苏春棠，正在家里的台灯底下，帮儿子包书皮。新书，新本子，一笔一画，她在封皮上写：赵思远。 写完，她端详了一会儿，又翻开自己的账本，把白天听来的一个消息记了上去： “计委新批一批旧城改造项目，听说有个姓龙的包工头，搭上了贺副市长的线。” 她记这一笔，不为别的——机关里的人，谁家搭了谁的线，就是钱往哪儿流，她记这个，是她的功课。 姓龙的。 天底下姓龙的多了。她写完，合上本子，吹了灯。 窗外，同一轮月亮，照着两座楼。一座楼里，一个男人刚把自己卖了；一座楼里，一个女人刚把“龙”字，轻轻放过。 第55章 合同没写心 一九九八年，五一，龙青九结婚。 婚礼摆在成都最好的酒楼，三十八桌。贺副市长嫁女，半个成都的官面人物都到了。城建口的、银行口的、规划口的……酒楼门口的花篮从大堂排到街沿上，红缎子上的金字一个比一个大。 龙青九穿一身藏青西装，站在门口迎客。西装是贺梅妮订的，香港的裁缝量的身，合身得像长在身上。他一张一张笑脸迎进去，拱手，递烟，道谢，腰背挺得笔直。 “哥，”趁着没人，龙青林低声说，“你今天大喜。” “嗯，大喜。”龙青九整了整领带，脸上还是那个笑，“三十八桌，桌桌都是资源。青林，你记到，今天来的这些人，往后三年的项目，一大半在这间屋头。” 龙青林张了张嘴，把话咽回去了。 他哥没说错。这就是这场婚礼的用处。贺副市长要一个能干活的女婿，龙青九要一张通天的网，贺梅妮要一个撑得住场面的丈夫，三方各取所需，酒席就是签字仪式。 只是签字仪式办得再风光，龙青九的爹妈从四宝村来的时候，还是让他心里酸了一下。 老两口一辈子没出过川南。龙家平穿着儿子买的中山装，手都不晓得往哪儿放；陆婷香一路攥着儿子的手，进酒楼看见满堂的官，腿肚子直抖。敬茶的时候，老太太拉着新媳妇的手，翻来覆去就一句话：“梅妮啊，青九是个苦出来的，你多担待。” 贺梅妮笑着说：“妈，我晓得。” 她喊“妈”喊得脆生。陆婷香的眼泪一下子下来了。 龙青九站在旁边，喉结动了动。他晓得他妈这一把眼泪里头，一半是欢喜，另一半——老太太拉着新媳妇，眼睛却在找啥子。找那个很多年前站在晒谷场边上、被苏守成拿猎枪指过的姑娘的影子。老太太心里头一直认定，儿媳妇该是那一个。 可那一个，连人在哪儿都不晓得。 酒席上，龙青九喝了很多。 不是人家灌的，是他自己喝的。他端着杯子，一桌一桌敬，敬得滴水不漏，话说得漂亮，酒喝得干脆。贺副市长在旁边看得连连点头：这个女婿，撑得起场面。 没人晓得他每喝一杯，心里就默念一句啥子。 敬城建口的领导，他默念：第一杯，谢你捧场，往后项目靠你。 敬银行的行长，他默念：第二杯，贷款的事，改天登门。 敬到娘家那一桌亲戚，他端杯的手停了半秒——那一桌上，有个远房表姐，侧脸有一点像她。就一点点，眉毛的弧度。 他默念：第三十七杯。苏春棠，我今天结婚了。 然后一口干了。 晚上十点，宾客散尽。新房在城南别墅里，三层，带花园。贺梅妮卸了妆，从浴室出来，看见新郎官歪在沙发上，领带松了，眼睛半睁半闭。 “喝多了？” “莫得事。”龙青九撑着扶手要起来，没站稳。 贺梅妮过来扶他。她的手刚搭上他的胳膊，他忽然反手把她的手握住了。握得很紧，像溺水的人抓木头。 他抬起头看她。醉眼里头，她的脸晃来晃去，晃成另一张脸——晒谷场的，竹林边的，轿子里回头的那一张。 “香香……”他喊。 声音哑，含糊，是从十几年的灰底下翻出来的。 贺梅妮的手，僵了一瞬。 屋里很静。窗帘没拉严，外头花园的灯漏进来一条缝。她看着他，他看着她——不，他不是看她，他是透过她，看另一个女人。那个叫“香香”的女人。 贺梅妮在那一秒钟里，想了很多。她可以甩开手，可以骂，可以哭，可以问“香香是哪个”。换了别的女人，新婚夜听新郎喊别人的名字，这日子第一天就得炸。 可她只是慢慢地，把手从他手里抽出来，直起身。 “龙青九，”她说，声音平得像在谈一笔生意，“你醉了。睡吧。” 她去柜子里抱了床毯子，盖在他身上。自己进了里间，关门。 关门之前，她回头看了一眼。他已经睡沉了，眉头皱着，嘴唇还在动，不晓得又在念啥子。 贺梅妮站在门缝里看了他一会儿，轻轻把门带上了。 她没问。一辈子都没问。不是不介意——是个女人都介意，那天晚上她在里间床上，睁着眼睛到后半夜。但她贺梅妮的婚姻，本来就是一笔合伙生意：合同里没写“心”这一条。他喊哪个的名字，是他的事；她要的，是“贺家女婿”这个招牌，和她自己在这个招牌底下的位置。 生意人，不查合同外的账。 第二天，龙青九醒来，头痛欲裂。 他看见身上的毯子，看见里间关着的门，宿醉的记忆一点一点回拢。回到“香香”两个字上，他整个人像被浇了一桶冰水，一下子坐直了。 里间门开了。贺梅妮已经收拾齐整，出来，看他一眼：“醒了？厨房有醒酒汤。” “梅妮，”他嗓子哑得厉害，“昨天夜里，我——” “你喝多了。”她打断他，倒汤，端到桌上，“喝多了的人，说胡话，正常。我爸喝多了还唱川剧呢。” 她把汤往他面前一推：“喝了。九点半，公司还有个会。” 龙青九捧着那碗汤，热气一缕一缕上来。他看着这个女人——他的新婚妻子——在晨光里头系围裙，动作干脆，脸上没有一丝隔夜的东西。 他晓得她听见了。他也晓得她选择没听见。 这一笔，他欠她的。 “梅妮。”他又喊了一声。 “嗯？” “往后的日子，”他捧着碗，一字一字地说，“我亏待不了你。” 贺梅妮的手顿了一下，没回头：“这话我记到了。龙青九，我也跟你说一句：我不查你的账，你也莫让我查出名堂来。哪天你要是真在外头有了啥子，处理好，莫让我和娃儿难堪。” 那时候还没有娃儿。她连这一步都提前想到了。 龙青九低下头，把汤喝了。汤是温的，醒酒的酸，压不住他心里头那点说不清的苦。 婚后的日子，像一台上了油的机器。 贺副市长果然把城南旧城改造的项目给了青龙公司。方案、手续、贷款，一路绿灯。龙青九把公司改名“青龙置业”，一口气吃下三块地。银行的行长主动约他打高尔夫，城建口的会议请他列席。成都的报纸上，开始出现他的名字：“青年企业家龙青九”。 他越来越忙，回家越来越晚。贺梅妮从不过问，把家管得井井有条，把贺家的关系网也替他织得密密实实。两个人像一对配合多年的搭档：饭桌上谈项目，卧室里尽义务，人前是恩爱夫妻，人后是合伙人。 夜里，灯关了，事情办了，两个人背对背躺着。黑暗里头，龙青九常常想起顾三娘那句话：“我只要你记到起，你今天的一切，哪个给的。” 如今这句话，要换个主语了。他今天的一切，是贺家给的。 他这一辈子，好像都在拿自己换东西。拿力气换饭，拿身子换本钱，拿婚姻换项目。换来换去，换到三十八桌酒，换到三层别墅，换到报纸上的名字。 只是偶尔，半夜醒来，他会下意识地去摸床头柜——摸那个铁皮盒子。 摸空了才想起来：盒子锁在公司办公桌最底下的抽屉里了。 锁起来了。钥匙，吞了。 还有一回，他应酬到深夜，司机开车送他回家，路过老城区。他喝多了，摇下车窗吹风。车子经过一座天桥，桥上有个人影，牵着个娃娃，慢慢走。 他的酒，醒了一半：“停车！” 司机一脚刹车。龙青九扒着车窗回头——桥上空荡荡的，只有风。 “……龙总？” “没事。”他摇上车窗，“眼花了。走。” 车子重新汇入车流。他靠在后座上，闭上眼睛，在心里头，把刚打开的那道缝，重新锁死。 新婚夜那一声“香香”，是他给自己的最后一次放纵。从今往后，这两个字，只能在梦里出现。 而两公里外，苏春棠刚刚哄睡了儿子，正在灯下看一份厅里的文件。文件的附件里，有一页是城南旧城改造项目的中标企业名单。 第一个名字：青龙置业有限公司。 法人代表：龙青九。 她的目光扫到这三个字，一下停住了——是他吗？ 天底下同名同姓的多了，这个名字的主人，是“贺副市长的女婿”，报纸上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企业家。 跟她的大黄，能有啥子关系呢？ 她的大黄只有小学文化，怎么可能是如此优秀的人物？ 她翻过了这一页。 纸页翻动的声音，哗啦一下，轻得像一片树叶，落进了深沟里。 第56章 外室 青龙置业起来的速度，成都地产圈都说邪性。 一九九八年下半年，城南的项目开盘，楼花还没见影，预售款回笼了大半。一九九九年开春，龙青九又拿了两块地。报纸上写他：“从川南农家子弟到地产新贵，龙青九只用了十年。” 报纸没写的是：新贵的饭局，一晚上三场；新贵的烟酒，成箱成箱地往外送；新贵的办公室抽屉里，锁着一个铁皮盒子，和一把吞进肚子的钥匙。 也没人写，龙青九开始在外头养人。 头一个，是售楼部的小妹儿。 叫啥子名字，这里就不写了——这种姑娘，那几年成都的售楼部里一抓一把。二十一二岁，眼睛大，腰细，见了客户笑得甜，业绩月月垫底，因为她舍不得像别个那样“放得开”。 龙青九注意到她，是在开盘那天。一堆客户围着一个穿套裙的姑娘，姑娘笑得脸都僵了，还在一套一套地讲解。轮到龙青九巡场经过，她鞠躬：“龙总好。” 一抬头。 龙青九的脚步，停了半秒。 这姑娘的眉眼，有点像。不是像现在的她——现在的她该三十好几了，他想象不出来。是像十六七岁的她，四宝村的，楠木林里的那个影子。瘦，直，眼睛里头有股倔劲，穷日子里泡出来的那种倔。 那天之后，他往售楼部跑勤了。姑娘的业绩忽然好了起来——不是她卖得好，是有人“照顾”：三套顶好的户型，内部留下，挂在她名下。 第三个月，他把一套小两居精装的钥匙，放在了她面前。 姑娘捏着钥匙，手抖。她不是不明白这钥匙是啥子意思。她捏了很久，低声说：“龙总，我……” “房子写你名字。”龙青九坐在沙发对面，隔着茶几，声音很平，“你不愿意，门在那边，这钥匙你带走，算我送你的。你愿意——从今天起，我每周来一两回。有啥子难处，跟我讲。” 姑娘低着头，捏着钥匙，半天没说话。 最后她把钥匙收进了包里。 那天晚上，龙青九去了那套两居室新房。 灯关了，事办了。黑暗里头，姑娘紧张得浑身绷着。他把她揽在怀里，忽然觉得胸口发闷——这具年轻的身体，软的，热的，活生生的，可在他手底下，不是她。他闭上眼，脑子里头是楠木林，是晒谷场，是那双倔眼睛。他加快了，喘着气，在最后一刻，牙关咬得死紧，才没喊出那个名字。 事后他翻身下来，躺在黑暗里，看着天花板。 姑娘贴过来，小声问：“龙总，你咋个了？” “莫得事。”他说，“睡吧。” 他没睡。他躺了一整夜，听身边人细细的呼吸。天快亮的时候，他轻手轻脚起来，穿衣服，摸到床头柜上的烟，点了一根。 烟雾在晨光里飘。他忽然想起顾三娘。想起那些宿在她那里的夜晚，他睁着眼睛看房梁，她背对着他睡。 那时候他是被买的那个人。现在他是买的那个。 他摁灭烟，站起来，走了。 从那天起，龙青九每月来一两个晚上。来了，吃饭，看电视，说几句话，然后上床。事办完，他从不留宿。姑娘习惯了，也不问。 有一回，他喝多了，来的时候已经半夜。姑娘扶他躺下，脱他鞋子。他仰面倒在床上，醉眼朦胧，忽然抓住她的手腕，把她拉下来。 “春棠。”他哑着嗓子喊。 姑娘浑身一僵。她不叫春棠。 她趴在他胸口，一动不敢动。过了很久，他松了手，翻过身去，打起鼾来。 第二天早上，姑娘在灶上煎蛋。龙青九穿戴齐整出来，坐在桌边。姑娘把蛋端到他面前，犹豫了半天，还是问了：“龙总，春棠是哪个？” 龙青九拿筷子的手，停在半空。 屋里静得听得见油锅滋滋响。 “认不到的人。”他说，“记岔了。” 姑娘再不敢问。她后来慢慢明白：龙总买她，不是买她这个人。龙总买的是她脸上那一对眼睛、那一点倔。她是张幕布，人家放的电影，跟她没关系。 想明白这层，她该轻松。可她反而心里发酸。 天底下还有这样的男人，拿着金山银山，买一个影子。 纸包不住火，圈子更包不住。 一年不到，成都地产圈里，人人都晓得龙总在外头养了人。又过了几个月，数字变成了“两个”——新盘售楼处又一个姑娘，也是那双眉眼，也是那套流程：房子，照顾，每周来一两回，从不留宿。 有人背地里笑：“龙青九这是咋个了？金屋藏娇，藏一个不够，藏两个？” 懂行的老油条呷口茶：“你懂啥子。人家这不是养小的，这是养念想。这种男人，心里头坟埋得深。” 风言风语，早晚要吹进贺梅妮耳朵里。 那天晚饭，贺梅妮给他盛了汤，状似随口：“听说，你在外面供了两尊菩萨？” 龙青九拿勺的手，稳的：“嗯。” “花了好多？” “两套房，一点现钱。走的公司账外我自己的分红。” 贺梅妮点点头，喝自己的汤。喝完，她拿纸巾擦嘴，说了三句话： “第一，钱是你的婚前股红和分红，你随意，莫动公司账，账面上要干净。” “第二，处理干净。莫搞出娃儿，莫让女方闹到台面上来。你耍可以，我要的是脸面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