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月末，三更。

    汴京东水门外，码头睡了。白日里千帆相衔的水面，只剩缆绳勒着木桩，偶尔吱呀一声。仓房里点着一盏油灯，火苗被门缝里的风压得很低。

    几个汉子撬开一只药箱。辽东参的大参箱，三层，上层黄绢垫底，参一根根码得齐整。汉子们不理会上层，径直往下拆。

    穿绸袄的先生站在旁边，不伸手，只抬了抬下巴：“那两箱。”

    第三层参起了底。油纸裹的东西一块块压进底下的夹层，塞严实，钉死，撒一层参须断末。

    年轻些的跟班凑近灯，鼻子抽了抽，扭头看先生。

    先生眼皮没抬。

    跟班把话咽了，低头递锤。

    钉子敲进底板，一下，一下，闷在木头里。

    活做完了。跟班搓着手：“钱掌柜，齐了。”

    绸袄先生没应声。他把两只箱子推回原位，袖子抹掉箱角的粉笔记号，才直起腰，朝仓房外黑沉沉的码头望了一眼。

    门外，不知谁接了一句官腔，不高，不低：

    “明儿一早，市易务来人验船。”

    油灯灭了。

    第三日，黄昏，药膳坊的灶上，一锅参汤正守着火候——码头的消息，踩着那咕嘟声进了门。

    次日一早，天没亮透，她已经站在东水门外。

    码头上人声鼎沸。天光顺着汴河铺过来，几十艘漕船挤挤挨挨泊在岸边，桅杆密得像一片冬天的树林。货垛挨着货垛，麻袋摞得比人高；牙人袖着手在垛子间穿来穿去，嘴里报着行市；岸上的脚店挑出幌子，蒸笼的白气一团一团，混进河面的雾里。

    她那船药泊在里侧第三排，船身吃水很深——货都还在，人却近不得。跳板头上站着市易务的吏员，袖着手。

    “我是赵家药铺的，”她说，“货单在这里。”

    吏员眼皮都没抬：“货主赵德昌。你是他什么人？”

    “铺子里管事的。”

    “官府认货主，不认管事。”吏员把话封死了，“要么赵德昌本人来，要么递状子，回家等传。”

    她被人流挤到外围。船是看得到了——桅杆上系着封条，苫布捆得整整齐齐，两个差役守在跳板头上。看得到，近不得。

    是船老大先来找的她。老头子五十来岁，脸叫河风吹成酱色，从人堆里挤过来，压着嗓子：“姑娘，借一步说话。”

    船老大指望赵家把船捞出来——船被扣一日，就要赔一日，他一家老小吃住都在船上。

    “姑娘，这事不在货上。”老头子说，“在码头上。”

    “什么意思？”

    “去年秋里，你们那船药误了冻河前的船期，”老头子一字一字往外递，“你们东家换了船行，泊位也从南头挪到了这北岸。”

    “换船行、挪泊位，有什么讲究？”

    老头子四下看了一眼，声音压得更低：“老码头的规矩。有些钱，从前船钱里带着就交了，不用你们另出，东家怕也不清楚。如今换了大船行，人家不认码头这笔旧账——钱断了，可不就记到你们头上来了。你是新人，不懂这事。”

    “什么钱？”

    老头子摇头，死活不肯再说，只把两只手拢在袖里作了个揖：“姑娘，老汉就知道这些。船上的事，问船行；地面上的事……”他朝码头那片仓房努了努嘴，“不是老汉多嘴，你们铺子里，该有个懂地面的人。”

    老头子走了两步，又折回来，压着嗓子补了一句：“还有件事，老汉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前儿验船，官面上的人一上船，满舱几十只箱子不看，直奔第三层那两只参箱——敲底，拆板，一气呵成。”

    “兴许是抽验的规矩。”她迟疑着说。

    “兴许是。”老头子看了她一眼，走了。

    她也没多想。官面上验货的人，总有几个懂行的。

    例钱两个字，他到底没说出口。

    可她已经听懂了。

    这不是货的官司。这是地的官司。

    过了两日，官面的口信正式到了铺子：船中夹带禁榷之物，案情重，须货主本人到场对质，文书画押。

    她拦不住——官面指名，货主躲避，反而坐实嫌疑。她也不想硬拦：老爷跑得动码头，比她一张嘴管用。她只立了三条规矩：

    “不当场画押。货单之外的，一个字不认。见机不对，人先回来。”

    赵老爷听完，捻着胡子笑了：“你这丫头，铺子开一年，规矩比老夫跑二十年码头还多。”

    话是这么说，三条都应了。老爷是老汴京，码头的事他年轻时见过——托中人，花钱，给面子，三步的事。临出门，袖里揣了银两，是她硬塞的：衙门里的吏员，处处要钱。

    老爷是上午去的。

    黄昏，没回。

    天黑透了，还没回。

    二更天，脚店里一个小伙计提着灯笼来捎话，客客气气：“赵官人歇在店里了，请铺子里放心。”

    歇在店里了。

    她站在柜台后头，手里还捏着账本。伙计等了片刻，不见有话，作个揖走了。

    铺子里静下来。灶上还温着一盅汤。

    她把账本合上，翻到明日那一页，用笔杆压住。

    老爷是什么人？跑了二十年码头的人，什么样的人情水路没趟过？

    次日一早，她去脚店，隔着堂屋的窗见了老爷一面。

    老爷气色还好，坐在窗里头，衣着齐整。看守的人就在旁边站着，倒也客气，许他们说几句话。

    满打满算，两句话。

    “铺子要紧。”老爷说。

    她点了点头，喉咙里堵着一句保重，到底没说出来。

    老爷摆摆手：“方子要紧。”

    说完就端茶。端茶就是送客，这规矩她懂。

    她回来，把自己关在账房里坐了半日。老爷那两句话，翻来覆去就四个字——可她听出来了：铺子，方子。

    当天下午，她去船行对账。船行那边也要个交代：泊位、船钱、押金，一笔一笔都得清。

    就是这一个下午。

    脚店的话，递到了铺子里。伙计学的原话，一字不差：

    “老掌柜夜里发了热，念叨小官人。那边管事的有话——家里人来看望，茶饭管够，绝不怠慢。”

    铺子里只剩承宗和两个伙计。

    承宗不是全然没防备。他知道那地方进得去出不来，爹被扣在里头，是局。可“爹发热了”五个字一压下来，什么局不局的，都成了其次。

    对方一路客气。传话的伙计客气，来引路的管事也客气——说老掌柜喝了姜汤睡下了，说小官人去看看、陪着说说话就成，说一个时辰准送回来。

    少年人自认该顶事。爹在里头，铺子里就剩他一个男子汉——这话他没说出口，可伙计后来学话时说，小官人走的时候，把袖口勒得紧紧的，像要去办一件大事。

    他走前只嘱咐了一句：

    “别告诉清辞。我去去就回。”

    她从船行回来，天擦黑。进门就觉得不对——灶是冷的。

    承宗不在。

    伙计把话一学，她站在灶前，半天没动。

    不告诉清辞，我去去就回。

    十三个字，她一个字一个字地过了一遍。

    铺子要紧，方子要紧——老爷的两句话她听懂了。听懂了，就该想到，对方下一步要钓的，是铺子里还能动的人。这一层她盘算了一夜，每一步都安排了：状子递了，船行清了，脚店那边明日再去——

    唯独没算到，自己会离开铺子半天。

    是她自己，把承宗留在那个位置上的。

    她连夜赶到码头。脚店门口的灯笼还亮着，管事的迎出来，还是那副客气：“姑娘放心，小官人陪着老掌柜，一处歇着呢。”

    一处歇着。

    她

    站在门外，站了一会儿，回去了。

    她没哭。哭没有用。回到铺子，她把灶点着，坐上一锅水，翻出账本，把明日该做的事，一条一条重新写。

    写到一半，笔停了。

    水开了，咕嘟咕嘟地响。

    三月初到三月中，半个月，药膳坊的灶一天没停。

    粥照熬，汤照卖，门板照常早卸晚上。孙老大夫每日坐镇半日，撑住门面。码头上的人天天从门口过，都看得见：那家被扣了船的铺子，跟没事人一样。

    这是她要的。灶一停，半个汴京都知道赵家慌了——码头那头才好拿捏你。

    钱在筹。铺子的流水，几位老主顾的定钱，她一冬攒下的教书钱——教张生养身功，教林家娘子配膳食，一个月也有几贯。都换成了银两，分三处收着。

    状子递上去了，石沉大海。第七日她去催，收状的吏员把文书翻了翻：“等着。”

    就这两个字。

    她出门时回头，看见那吏员下了值，在街口跟一个人拱手寒暄——码头上的管事。两个人站在街角说了会儿话，笑着，各自走了。

    她看见了。没多想——码头上的熟人罢了。

    但心中总有种不踏实的感觉。仔细复盘自己的每一步，似乎也没有什么错。

    还要计划得再周详一点。

    “不能出错。”她对自己说。

    孙老大夫是真急了。老爷子的手都是抖的，在铺子里坐了半日，翻来覆去一句：“光天化日！光天化日！”回家去把坐堂的家什盘点了一遍，第三天过来，说：“缺多少，老夫这里有。”

    她谢了，没要。

    这个坑填不满。填进去多少，都不够人家开口的数——何况，人家还没开口。

    这半个月，她去过两回码头。不去闹，只远远地看。船还泊在原地，苫布盖得好好的——扣着货的人，把货看得比谁都紧。老爷和承宗“歇”的那家脚店，她也走过一回门口：幌子干干净净，堂里客人进出，伙计招呼得热络，跟汴京任何一家脚店没有两样。

    看不出来的地方，才最深。

    她渐渐想明白一件事：扣船扣人半个月，把头始终不开价。

    图钱的，早开价了。劫财的，要的是快。这样吊着——船押着，人“歇”着，铺子照开——对方不急。

    对方在等什么？

    她夜里上座，数息。数到第三轮，乱了。收回来，重新起，数到一半，又乱了。

    坐了两炷香，才把那口气坐平。

    定，是定得住。放得下，是另一回事。

    出定以后，她把整件事在脑子里摆开，像摆一柜药材：钱，人，方子。

    钱，能筹，有限。人，老爷和承宗都在里头，添不进去，也换不出来。

    方子——

    方子是这铺子的根，也是她手里唯一一样，别人可能想要的东西。

    可是她想不通。

    一个码头把头，把持泊位，吃例钱，手底下养着船行、脚店、仓房——哪一样不比一张药膳方子来钱？他要一张方子做什么？

    这个问号她揣了半个月，没揣明白。

    三月中旬，船行那边透了话：码头管事的说了，铺子里“当家的”可以去谈谈。当家的——赵家如今还能去的，只剩她一个。

    行。她去。

    头天夜里，她把那几张方子誊了一份。誊得极慢，一笔一笔。原稿贴身收着，誊本用黄绫包了。教书钱和流水换来的钱，大锭的缝进腰带，散碎的揣在怀里。

    天亮之前，一切都收拾停当。她在账房里坐到五更，灶上留了话：粥照熬，卖到晌午就收。

    钱缠在腰里，方子贴在怀里。

    明天一早——

    我去会一会那位“当家的”。

    连续阴了几天的天空，竟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，打在天井的那盆蔷薇上，簌簌作响。

    ——